想写这个帖子已经有些时日了，但思想上总感觉有些吃力，不知是否当写？
   当年的老山之战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好战友们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深受其害的还有战区的一方百姓，甚至到现在遗留的地雷还在继续制造灾难。
   因为当时的特定环境，使得我们参战的官兵在地方上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特别是那些伤愈后该归队而一直不归队的流浪战友们。在我们部队甚至还发生了误杀当地村民的事。
   
   

这个好象不太好说，是不是说出来会有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啊。不过，中国的军纪应该是最严的了吧，而且大多都在本国作战，有良好的传统。不象美国大兵，多在国外，整天胡作非为，美国军方是纵容保护的。

有吗，说说，听听。

[QUOTE][b]下面引用由[u]教授[/u]发表的内容：[/b]

不会吧,我们怎么没听说过,我们连队很多战友伤情没好彻底都积极要求二次归队![/QUOTE]

就是，不过要是我，还是会想拖一拖好。一是有漂漂女护士照顾，二也说不定就正好可以开拔回家了[em13]

[QUOTE][b]下面引用由[u]教授[/u]发表的内容：[/b]

那是国军所为[/QUOTE]

切，人家国军也不用这么麻烦，人家有开小差的自由，现在全国都解放了，您往哪开啊。[em13]

怎么不说如果不打，给战区老百姓带来什么——难道叫老百姓成天处于越军冷枪冷炮过境骚扰的威胁下？
至于说地雷问题，自己去看边境扫雷的帖子，编瞎话也要有点根据！

[QUOTE][b]下面引用由[u]gundamzaku[/u]发表的内容：[/b]

怎么不说如果不打，给战区老百姓带来什么——难道叫老百姓成天处于越军冷枪冷炮过境骚扰的威胁下？
至于说地雷问题，自己去看边境扫雷的帖子，编瞎话也要有点根据！[/QUOTE]


（转）探秘地雷村（Z)



黑明
　
    尽管中越边境早在1989年就停止了最后的枪炮声，但各种地雷的爆炸声，至今却没有消失，使老百姓的生活不得平安。
    很早就在媒体上得知，地处云南的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金平、绿春和广西的防城、东兴、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等边境区县有很多“地雷村”漫山遍野埋藏着百年有效的百万枚地雷，还得知埋在那里的地雷有防坦克雷、母子雷、连环雷、压发雷、松发雷、绊发雷、跳雷、吊雷和诡计雷等数十个品种，大部分地雷都埋在地下或散落在田间，也有一些挂在树上，扔在草丛中，还有不少安放在河边和路上，有的还压在石头底下，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罕见的高密度复杂型混合雷场。
    这些地雷让人防不胜防。目前，依然有很多边民不断踩爆地雷，导致终身残疾，不少人甚至被炸身亡。在“地雷村”，随处可见依靠假肢才能行动的男女老少，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地雷的伤害，他们的生活极其艰难。
　
    众说“地雷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报道：“麻栗坡县田蓬村经历了80年代的战争，87个男人只剩下78条腿……”
    据《南风窗》杂志报道：“富宁县的砂仁寨也是有名的地雷村，那里的83个村民中被地雷炸得只剩下81条腿……”
    这些年，“地雷村”的许多村民被地雷炸得缺胳膊少腿，一条腿的人并不罕见，如果谁长了两条腿，反而让人感到很不正常。
    听云南省麻栗坡县马鞍山村一位村民说，有一次，几个村民上山砍柴，很容易就抓住了一头野猪，结果发现野猪只有3条腿，没想到野猪也踩过地雷。
    有一位当年在老山战场死里逃生的老兵在网上发帖说：“不管是干部还是士兵，谁也无法说清楚老山战区究竟埋设了多少地雷。总之，整个老山范围内都是地雷，我们根据自己防御的需要要埋，换防要埋，撤退也要埋，敌人为了防止我们进攻也埋。战区布的地雷比排除的要多几百倍，各式各样的地雷形成立体环境，地雷的扩散程度早就超出了阵地范围。老山战区布雷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地雷的总和。
    “这些地雷的有效期为120年，仅在老山战役的5年中，触雷死难的解放军战士、支前民兵和乡亲就高达13700多人。那时，士兵们敢于面对敌人拼刺刀，却由衷地惧怕地雷，尤其是在自己防守的区域触雷，会感到极其窝囊，因为被自己的地雷炸伤炸死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也不是一份荣耀。步兵们有一句口头禅是，地雷一响，国家来养；而工兵们的口头禅却是，地雷一响，立即火葬。”
    近年来，我不断关注媒体对“地雷村”的报道，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和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很想去那里了解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寻找“地雷村”
    为了了解那些真实的“地雷村”，2004年9月13日，我在贵州山区采访完之后，特意来到了云南昆明。经过两天的休整，15日清晨，在好友张昆的陪同下，我们背着行囊赶大巴，换中巴，租小巴，通过一道道毒品检查站和边防关卡以及追捕在逃犯的军警盘查，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经过整整10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保口岸。
     天保口岸只有一条小街，常住居民很少，流动人口也是寥寥无几，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只有赌博场所形式多样，发廊小姐随处可见，当地人说这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非常开放。
    座落在口岸的中、越国门相距不足50米，中国的国门略显高大，越南的国门却让人感到了贫穷落后。中国的国门有两位威严的武警手持钢枪把守着，越南的国门却没人看管。听中国的武警战士说，越军总在值班室待着，他们没事一般不出来。
武警还告诉我们，口岸离越南河江省的首府只有30多公里，只要你们每人花10块钱办一张通行证，就可以去越南待一周，旅游、商务、赌博都可以。
    这里虽然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但明显可以感觉到有关部门对此的不重视程度，就连中国移动通讯的信号也没有覆盖到口岸，我们手中的电话显示竟然为越南的“ＶＮ02Ｆ”，武警还特意提醒我们，在这里打手机是国际漫游。
    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们离开国门，在小街上找了几家饭馆准备吃饭，都因太脏被张昆放弃。我们最后只好落座于一个四川人在路边设立的烧烤摊前，韭菜、土豆、年糕、鸡爪和无名小鱼，经过一阵子烟熏火燎后，随着几瓶冰凉的啤酒统统送进了我们的肚里。回到距离越南只有不足100米的那个小旅馆，我们忍受着潮湿和闷热，看着电视里满口越南话的孙悟空和猪八戒，听着中国盘龙江和越南泸江接壤的流水声，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决定先上东山。东山山高草密，山顶被云雾遮挡得严严实实，我们要去的“地雷村”就在眼前的东山和不远处那座著名的老山一带。东山路烂，老山路险，两座名山当年均属军事要地，至今山上的寨子都不通公车，平时只有军车通行，于是，我们只好在小镇上花80元租了一辆中巴车准备上山。
    中巴车的司机叫黄瑞，今年21岁，文山州人，他在职高学的是军事专业，毕业后因为竞争激烈没能入伍。为了生计，黄瑞1999年学会开车，这两年他一直和自己的未婚妻沈金卡跑车，他们主要跑两条线路，一条是麻栗坡，另一条是越南的河江市。为我们跑车，纯属一趟零活儿，虽然来回不足30公里的烂路要开将近两个小时，但80块钱的收入对他们来说也算不低，因为他们去一趟越南河江市，最多也就80元的收入。
　
    初进“地雷村”
   上午9点，中巴车在险峻的山路上经过无数次熄火，终于吃力地爬上了东山，来到我们此行的第一个“地雷村”――八里河。进入八里河我们才得知村子里还驻守着一个连队，当中巴车停在村口的时候，连队突然出来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只好告诉他们是来看看被炸的村民。士兵当即回去报告，不一会儿，指导员屈显聪和副连长陈朝晖出来检查了我们的证件，随后热情地带我们进了连部，并向我们引见了连长张永生，同时还指派老班长黄光明协助我们去寨子里采访。
   
    认识“地雷村”
    八里河在著名的东山阵地西侧，自然条件较差，距离当年作战的主战场不足两公里，村民们在山上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当年作战的主战场，使不少肥沃的土地面积至今还被划为雷区，禁止人们入内。虽然大多数村民多年来一直不敢进入雷区，但他们在自家的田地里耕种，也经常踩响地雷。
    八里河共有42户人家、120口人。这里有90％的家户都有被地雷炸过的经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雷村”。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早就被炸习惯了，即使谁被炸掉一条腿，村民们也不会大惊小怪，最多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说说而已。
    这里的村民虽然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普通话，有的村民还会说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河南以及北京等地的方言，甚至有的还会说越南话。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有的村民还不时冒出几句军事语言。
    “地雷村”分别居住着壮族、苗族、瑶族、彝族、傣族、仡佬族、蒙古族和汉族等8个民族，尽管他们都有漂亮的民族服饰，但95％的男女老少一年四季却穿着军装生活。在他们身上，战士服、干部服、礼服、迷彩服样样齐全，包括内衣、内裤、帽子、鞋子、袜子也是正宗的军用品。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最新款式的中国军装应有尽有，甚至有些村民还穿着质量很差的越南军装，用他们的话说，军装穿着结实、方便还省钱。
走进他们的院落，跨进他们的家门，随处可见各种型号的炮弹、地雷、手雷、手榴弹、子弹以及多种爆炸物品。男人们吸水烟的烟具是用扫雷弹和炮筒改制的，女人们放在桌子上的花瓶是去掉弹药的炮弹，孩子们学习的台灯是造型别致的榴弹尾翼，老师叫操吹的口哨也是不同型号的弹壳。不少家庭的锅、碗、瓢、盆、桌子、凳子、箱子和刷牙用的杯子也都是清一色的军用物品，就连烧猪食的大铁锅也是当年的行军锅。还有挂在房梁上的电话机和摆放在炕头的无线电台，都是战争的遗留物品，就连钉在墙上悬挂蚊帐的钉子，也是由没有击发的机枪子弹所代替。
    记得在老百姓家中采访的那些日子，村民们一再嘱咐，让我们在村里走路一定要走中间，千万不要走两边。他们还说，下雨时经常把山上的地雷冲出来掉到路上，很容易被人踩上。于是，我们走村串户的采访，始终提心吊胆。
　
    感受“地雷村”
    我们在“地雷村”的时候，总能听到剧烈的爆炸声和浓烈的火药味儿，因为老百姓爆破修路和炸石头盖房子，全是用上山找回的地雷、手榴弹和迫击炮弹里倒出的炸药来完成，村民们对各种型号的爆炸物品了如指掌，上山找回的一颗颗炮弹、地雷和手榴弹，在他们手上瞬间就会变为空壳，他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和持续了长达10年的自卫反击战有着紧密的联系。
    生活在“地雷村”的村民们生活状况极差，不少小伙子甚至娶不到中国媳妇，所以他们只好娶比自己还贫穷的越南女人做老婆。据说，他们这种跨国婚姻的手续办起来很复杂，而且要花很多钱，因此，他们只好非法同居，并且未婚先育。
    这些年“地雷村”出生了不少混血儿，孩子大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没有户口。正如天保镇八里河村民小组王清明所说：“孩子将来长大没有户口不能结婚，看来下一代还要非法同居。我们现在没有户口不能分地，孩子将来没有户口又不能上学，如果政策不变，上高中和考大学对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虽然中越边民的生活习惯大致相同，但他们来到中国境内，却是实实在在的“老外”。尽管如此，他们走亲戚和回娘家从不过海关，都是非法穿越国境线，这样不但路途近，更重要的是能够少花10元钱的手续费和数十元的交通费。他们每一次跨越国境，事实上都意味着偷渡，如果碰到中国军人在巡逻，那还比较客气，万一碰到越军巡逻，不是挨打就是挨罚，好在他们摸着了中越军人巡逻的规律，多数人还是可以躲过巡逻的士兵。
    王清明还告诉我们：“不算打仗，这些年我们寨子一共有37人被炸，其中6人死亡，现在活着的伤残人员还有31人，我们一家就有5人被炸过，如果要算打仗，那死的人就更多了。”
    马鞍山村青年农民熊银兵说：“仅我们村就有25人被地雷炸成残废，还有两人被当场炸死。1987年10月，我们村的退伍军人陶兴照上山砍柴时踩响了地雷，我和村里几个人听到爆炸声后赶紧往山上跑，准备救人，没想到在上山途中我也踩响了地雷，我的左腿当时就炸断了，还有两个人也受了伤，后来谁也不敢上那座山了。过去快20年了，至今，陶兴照的尸体还扔在那座山上没有抬回来。”
　
    告别“地雷村”
    经过几天的日夜工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东山“地雷村”的采访计划。2004年9月18日下午，我们由芭蕉坪赶回了八里河，向连队官兵匆匆告别之后，背起数十斤重的器材准备徒步下山。陪同采访的老班长把我们送出了很远，他一再嘱咐我们下山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走没人走过的地方。为了避免踩响地雷，我们寸步没有离开大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绕行，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终于回到了天保口岸的那家小旅馆。当晚，我们又在口岸的天宝农场走访了两户被炸的居民。
    第二天一早，张昆有事回了昆明。我却按计划租车再上老山主峰。当我们来到老山连队的大门口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钢枪，一动不动地站在岗亭注视着前方。在等待大雨停止的过程中，我在车上乘机采访了司机的同伴余文金。余文金也是一名农场职工，19岁就被编入支前民兵连，在一次次的枪林弹雨中，他毫发未损，但在停战之后，他却被地雷炸掉了右脚。
    暴雨过后，我背着行囊向岗亭的士兵走去，此刻，士兵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出于礼貌，我不顾弯腰和驼背的形象，也伸手给他回了一个很不正规的“军礼”。
在老山连，我结识了一位来自汉中地区的陕西老乡李汉生，他是老山连的连长，他还说自己和连队的战士都很喜欢我们的《中国青年》杂志。在他的关照下，河北籍老兵赵春杰为我当了将近一周的向导和翻译，使我在老山地区采访到了更为生动和感人的故事。至今，赵春杰班长一直和我保持着手机短信的联系。
    2004年9月23日傍晚，当我乘坐一辆由团部派来的军车离开老山阵地的时候，正是小坪寨小学的放学时分，当司机按响喇叭的时候，行走在前方那行整齐的队伍迅速立正左转，并举起小手向我们的军车敬礼，使我对这些穷孩子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县说“地雷村”
    2004年9月22日，我特意前往麻栗坡县民政局了解“地雷村”的有关数据，局长姜朝钧在特意为我准备的一份材料中写道：“麻栗坡县和越南河江省的渭川、官坝、安明、同文、黄树皮5县接壤，国境线长达277公里。其中有7个乡镇、22个村民委员会、182个村民小组、4563户21652人、常年居住在国境线边沿。我县边境一线曾是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主战场，277公里的国境线上，纵深500米的地方被埋下将近100万枚地雷，给我县造成了数十亿元的巨大损失。战后，虽然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扫雷，但仍有45.42平方公里的雷区布设着50多万枚地雷，至今严重影响着边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秩序。
    “1979年至今，全县因战造成伤残死亡人员1676人，其中伤871人、残251人（肢残224人）、死亡554人。伤残亡年龄当时最小的5岁，最大的81岁，大多数都是20－40岁的青壮年。
    “他们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这些伤残人员中，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断了腰，有的掉了手，有的失去了双腿，并且有的彻底丧失了劳动和生活能力。在他们中间，有的丧失了父母、有的失去了子女、有的丧失了丈夫、有的失去了妻子，造成生活无着落，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还有大多数伤残人员是在生产生活中被越方枪炮击中，也有当年支前参战的不少民兵在离开战场时虽然受了轻伤，但当年他们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抵抗力，于是，受了伤也没有评上残废。10年20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抵抗力逐渐减弱，伤势不断恶化，不少人已经由当年的轻伤变为残疾。至今，大部分伤残人员既不能按照国家民政部门规定的参战人员评烈评残，也不能使他们的衣食住行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现在，因战伤残人员的最高补助为每人每月200元，最低补助每人每月只有15元，全县现有550人享受这一补助。
“1999年以来，我县共为636名因战残疾人员安装了638条假腿，仍有部分新增触雷人员没有安装假肢。
    “目前，我县共有伤残人员1122人（不含死亡的554人），按文政发［2002］号文件规定，符合享受补助的有550人，还有572名伤残人员不能享受补助，严重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加之越方对其边民实行免费上学、免费就医、免费发放种子和化肥以及无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政策，给中国边民造成心理上极大的不平衡，使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我县是集老、少、边、穷、战为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加之边民们的生存环境因为战争遭到了严重破坏，还有大部分雷区不能开发利用，使不少边民的温饱问题常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
    “天保村民委员会马鞍山村民小组的杨成芳一家就是个具体的例子，她家共有6口人，其中4个男人都在生产中触雷致残，全家丧失了主要劳动力，生活十分艰难。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战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
“近几年来，新增触雷事件时有发生，因战伤残人员不断增加。建议我国政府能够像越南政府一样，给予边民一些优惠政策，支持边疆群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展示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
如果我们把所有中越边境县的这些具体数字都和姜朝钧局长的材料汇总在一起，那不知还要翻出多少倍。
　
    州说“地雷村”
    文山州的一名官员说：“我们文山州的8个县全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尤其麻栗坡县最为贫困，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争的影响。整个战争期间，文山州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9.8亿元，间接损失根本无法计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的42年间，国家对文山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4亿元。1992年，云南省批准实施《文山战区恢复建设方案》以来，中央和省上的20亿元计划投资，截至2002年，实际投入仅为8亿元。”
    文山州委曾经向云南省委和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道： “越方优于我方的边境扶持政策，已在我方边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有的边民由于受越方战后特殊扶持政策的影响纷纷外迁。几年来，富宁、麻栗坡和马关等县已经有398户边民私自迁居，其中有198户的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居住，既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也危及了边防的巩固。”
    1992年－1994年间，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组织了第一次大扫雷。由于资金不足，当时主要清除了边境口岸、通道，以及边防部队巡逻道路上的地雷。1997年－2000年，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又展开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扫雷行动。2002年，中国边防部队再次展开了第三次大扫雷，顺利地完成了中越边境的勘界立碑计划。
近年来，通过扫雷，尽管把数百平方公里的沃土交给边民重新回田。但依然有数百万亩的良田被划为雷区不得耕种。
    据文山州政府2003年3月提供的数字表明：“从1979年以来，该州因不慎触雷导致伤残人数高达5878人，动物牲畜死伤无法统计，5万余亩耕地因此荒芜。”
　
    解放军也说“地雷村”
    一位曾经在老山前线参战的老兵说：“首次攻打越南之前，我们居住的村庄里的老百姓都是一副非常恐慌的面孔，木呆呆的。后来总攻发起炮火准备时，整个村庄一片哭声。刚开始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打越南不是为他们报仇吗？他们为什么要哭？后来大家才知道，因为我们炮击的对方住着他们很多的亲戚，所以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是及其矛盾的。”
    还有一位现役军人对我说：“现在和平了，我们很少见到越南兵，只是有时在国庆节举行中越会晤时才可以见到一些越南军人。有翻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沟通，要是没有翻译，几乎没有办法交流。越南兵喝酒很厉害，我们在一起语言不通，就只好碰杯，根本说不了几句话就醉了。
    “其实，我们只会说很简单的越语，比如：‘这是中国的土地。’‘不许你们越界。’‘缴枪不杀。’等等。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阵地上，正好赶上越南的几个军人打了一头野猪，他们烤熟肉之后还和我们要酒，并喊我们过去吃肉，当时我们7个人就过去了6个，还带过去20瓶白酒。我们6个，他们好像是5个，都喝醉了，还是他们把我们送回来的。其实我们都是军人，也都是年轻人，根本没有什么私仇。
    “这几年，我们在边境线上巡逻经常能碰到越南兵，他们也在巡逻。他们一般出来都是5个人一个队，我们一般都是15个人一个队，经常是他们先给我们让出一条路，让我们先走。他们的装备和军人的素质都不如我们，我们的枪早就用81式了，而且马上又要换91式了，他们还在用我们当年支援给他们的56式步枪。我们虽然不如美国，但比越南要强多了。”
    据说麻栗坡烈士陵园埋了999个烈士，没有上千，就是为了避免成千上万的说法。
　
    总理……
    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明确指示：“全国扶贫开发要把云南作为重点，云南也要把文山作为重点。”我相信这话不仅仅是与会的代表们听到了，恐怕不少边民和伤残人员也听到了，也许他们一直在千里之外的“地雷村”等待着总理所说的“重点”能够早日降临在自己身边。
今年春节期间，我把自己这本称之为《探秘地雷村》的采访笔记整理完之后，还把其中几个边民的故事上传到了《燃烧的血》军事论坛，不少老兵看了之后纷纷留言，有人说道：“想想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边民支前是多么踊跃啊！那情景让我永远难忘！再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我无语……流泪！”

　                                                                2005.10.05
                                                                        于北京　　

回楼上：
1、麻烦你正面回答一下“成天处于越军冷枪冷炮过境骚扰的威胁下”边境百姓能否正常生产发展，由此引发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内迁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否严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新时代的英模---全军英模代表大会集萃》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做一名人民爱、敌人怕的边防侦察兵》 （“侦察英雄”、广州军区守备某师侦察连连长 隆志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QUOTE]
　　我是壮族人，1979年入伍，今年27岁。1977年高中毕业后，我担任过小学教师，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担任民兵连副连长，带领一个民兵排，配合部队作战，消灭了四名越军特工。入伍八年来，在对越斗争第一线，我一直战斗在侦察兵的岗位上。

......
　　八年来，在一次次出生人死的战斗中，我之所以没有胆怯，没有后退，那是因为我是抱着保卫家乡、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来当兵的。我的家在广西靖西县吞盘乡，与越南只有一山之隔。[U]越南霸权主义者恩将仇抱，对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破坏了家乡人民的安宁生活。1978年，我的舅父才38岁，在下地劳动时，被越军特工埋设的地雷炸断左腿，成了终身残废。我的好同学黄海，在上学路上被越军抓走，至今生死不明。在边境线，象我舅父、同学那样无辜受害的还有很多。[/U]这——桩桩血案，在我心头燃烧起仇恨的烈火。我家附近有座烈士陵园，里面长眠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牺牲的烈士，他们大多是异乡的兄弟。我想，为了祖国的安宁，异乡兄弟尚且献身在我的家乡，我作为一个生活在边境的壮乡青年，在家乡还不得安宁的今天，更有责任保家卫国。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当公安干部的机会，加入了边防侦察兵的行列。
......[/QUOTE]
在这种受到越军越境骚扰，埋设地雷杀人绑架抢劫财物的情况下，就算我们有心发展经济，能安全平稳地进行吗？

2、边境地雷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也要看到大部分地带受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