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作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笨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