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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作者：丁隆炎（执笔）、马夫可、苏应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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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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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份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从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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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隆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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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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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功不可没

我来接着转贴。我觉得主要是关于14军，云南军区炮兵和其它独立边防部队的。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感谢 风中别离 网友全文打字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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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横篇

    这是几位参战者，同时又是这场历时近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研究者对笔者提出的文学如何反映这场战争的答问。他们一再声明：纯属朋友间私下交换意见，仅供你个人参考。我觉得，它对有可能阅读这本书的人也不无参考价值，故“违约”披露，并列入前篇，用以作为这本书的题前说明。


这一仗是没有别的选择的选择

         ——赵振民、杨理溪（前昆明军区作战指挥部负责工作人员，现战史研究人员）

    国内外对这场战争有不同反映、肯定与赞扬的有，怀疑与否定的也有。国内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十亿人的泱泱大国打人家小小越南干什么，惩罚它一下也可以，怎么打这么久打不下来，死了那么多人，埋了几匹山？……
    火车上老百姓公开议论、故意说过你当兵的听。
    你写文学作品，不是专门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写政论作者的任务。但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只写战场上的人，写他们的英勇，但这种“英勇”要是被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它岂不是“盲从”“愚味”的同义语？
    恕我直言，我们有些文学作品是给这场战争帮了倒忙的，且不说个别带有反战情绪的作品，老百姓对南疆前线的印象恐怕主要是来自那些本意是歌颂它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什么滚雷英雄呀，一个死了另一个接上去滚呀，这说明什么，无非是我们部队装备落后，指挥员不爱惜下级生命……我不是说没有滚雷英雄，真有，也真不是一个、两个，但都是在一定特殊情况下误入雷区并负重伤之后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豁出命来为战友开辟道路，而不是主动或被迫以肉体当排雷器的。还有，为了表现我们将士奉献之大，一再地显示烈士陵园垒垒坟茔的镜头。不错，我们有那样的烈士陵园，让人一看，确实触目惊心，也令人肃然起敬。显现那么一两次也无不可。但太多了，一现再现。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仗打得太糟糕了！其实，几个陵园加起来也不过上千烈士。我不是说死的人少了，更不是说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不能由此得出上述那样的结论。比如，我在一个城市大街口看到一块很大的交通事故伤亡公告牌，有一个月死亡20多人。算起来一年可能是多少，八、九年加在一起呢？如果把八、九年内因车祸而死亡的人埋在一个或几个山头呢？你能得出这个城市大街上太可怕太糟糕，最好不出门的结论么？
    中越关系其实就是中苏关系，中越之战其实就是中国与苏联代理人之战。
    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千方百计想掐死困死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面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威胁，中国当然不能不感到压力，不能不设法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谋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改善关系。这一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越南对苏联是亦步亦趋的，只是当时它还需要中国的时候，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
    到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黎笋集团的反华面貌也开始暴露，愈来愈穷凶极恶。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冲突，大肆驱赶迫害华侨，其后，又在它的一次党代会上下达了一个“教育提纲”，宣称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要对中国实行坚决地进攻……等等。
    针对越南种种背信弃义、为虎作伥的行径和挑衅，我中央多次开会作了研究、分析，有几次我们作为首长的随行人员参加了，直到1978年底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前，中央确定的对越方针一直是：克制忍耐、后发制人、不扩大事态，保持边境相对和平稳定。
    如果没有越南侵柬这一着，我们认为决不会有以后的中越武装冲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一个军事性的友好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越南就出动了近20万大军分五路向柬埔寨大举入侵。这就等于是苏联摆了个擂台，叫它的小兄弟出面叫阵：中国，来呀！看你敢怎么样？
    越南人民终将有一天会清算黎笋这笔债的！为了主子一个笑脸，中越柬三国不知多少人被迫投入了血海！
    中国，面对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自然是举世瞩目的，尤其为东南亚诸国所翘首以待。
    越南这一着得逞，不仅使苏联当时旨在包围、封锁中国的南下战略扣死了关键的一环，也将使东南亚从此再无宁日。
    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是忍耐的。因为我们刚走出十年灾难的深渊，国家、军队元气大伤，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除了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声明与照会之外，也派了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XX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嬴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确实，这一仗打好打坏，非同小可，关系到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也关系到我们从此能不能争取到一个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衽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2年2月16夜，我们云南方向部队一举突破越南人吹嘘至少可以坚守三月的红河防线。
    越南当然很清楚我们肯定要打它一下子，但它没料到我们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么大的进攻规模，更没料到，我们的进攻时间与地段，当晚，与敌老街隔河相望的我河口市灯火辉煌，人来车往，商铺夜市热闹非凡，喇叭高奏（其实，老百姓早疏散了），到半夜，数万大军便渡河长驱直入，事先未进行炮火准备，这更出乎他们意外！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波尔布特，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与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1979年这一仗我们是出境反击，军事上是一场进攻战，政治上是一场自卫战、突围战，面对当时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求生之战！
    1979年那一仗，从出境反击到全部撤回不过半月之许，我们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敌重大战略要地的预定惩罚目的。政治上，它光扬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使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外国报纸纷纷评论：“中国的反映是坚决而凶猛的，但又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中国的行动肯定给东南亚一些国家留下它说到做到的印象，也给一些脆弱的政府带去了更大的安全感。”……军事上，比我们预想好得多，但又不是十分理想的。原因是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不易展开，有几股敌人从我们指缝中溜脱了，未能全歼。
    其后8年多来，我们则是在边境上紧紧揪住敌人，根据它在柬埔寨的行动，给予它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打击。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应由他们自己谈判解决！
    不是打了这么些年打不下来，而是我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谁，不是攻城略地，更不是要把越南打下来。

怪我，宣传处长不会宣传

                                 ——苏应奎（集团军宣传处长）


    我们军1979年是河口方向主力之一，以后闻名全国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我们集团军打下的；1984年7月12日粉碎越军大规模反扑也是我们军。这一仗简称“7.12大捷”，军事科学院的人说这是现代化合成军作战十分理想而完善的一个战例，是我军进入现代化作战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岩龙、海水干、张大权、甘在和、高华忠、李海欣、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马平……
    从参战时间长，大的战斗多，部队出动多这几方面看，我们评选出来的英雄是少了些，宣扬得更差劲，我们整个部队几年来的战绩越南人是深有“体会”的、头痛的，给我们的代号是“老姜”“老鬼”，但国内知之甚少，指战员对此是有意见有怨言的，说我们吃亏就在不会宣传。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少挨骂：“就你操蛋！……”我很难受，很愧疚，我也有苦处，有委屈。
    以前，上级有过指示，说对越作战要“多作少说，作了不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打一个小小的越南，从哪方面说它也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什么好宣传的？宣传多了，反而抬高了它！我们攻下老山的团副政委周忠仕最先提出“老山精神”这个词，我们一位军首长说：“什么老山精神？谦虚点嘛！……”我当时没附和，觉得打下老山确实不易，但宣传还是不能高八度。后来，友邻部队同意并宣扬了“老山精神”，此后，我们才敢提“老山精神”，并得到了军区和总部充分肯定，成就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八十年代的体现。这说明我们在“水平”上比人家低，太迟钝，太土！
    还有立功授奖范围，我们卡得过死。当时一位领导说：“评那么多功、那么多英雄干什么？长征评了几个英雄？抗美援朝也就那么几个嘛！”卡比例，主攻、助攻、二线，各类部队不能突破多少多少。部队评定中觉得难办，于是又提出“生者让死者，好的让伤的，干部让战士，机关让部队”的评定原则，我们把这原则当经验宣传了，推广了。现在看，这确实瓜了指战员的高风格，也反映了我们部队对战功评定和宣传是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但有很大缺陷，它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的作用和表现，不利于鼓励再战。再是，下面报来是英雄的哟批一等功，报一等功的批二等功……当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从严治军”，后来才看出这样作埋没了不少“人物”，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功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士兵每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包次烟。还有你，才十三岁就不得不替你有病的哥哥来当兵；你，一个姑娘家当兵受过什么欺侮你自己知道（这个女兵叫阮氏金钗，十九岁，她被俘后很顽固，但我们发现她给未婚夫的信中讲了连长是个魔鬼……她真想去死）；还有你，因为排长的一条裤子找不见了就罚你跪一晚上，还背石头……最后我说：
    “你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都是受欺骗、受蒙蔽、受愚弄的！我们有的人那时跟‘四人帮’狂呼乱叫……你们则当了苏联搞霸权主义、搞南下战略企图包围中国的炮灰！”
    我还给他们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和“美帝国主义”发展友好关系。
    “你愿意打仗么？”他们问。
    “我不愿意！我想我的同志们也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和你们这样一个长期受侵略的国家打，但我们打了，没一个后退的，这点你们最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我们党目前整个的政策看清楚了，我们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好战的，这一仗是没有其它选择的选择！……”
    我不能说我的这办法多么好，但确有不只一个俘虏悄悄对我说过：“我们黎笋总书记太蠢太蠢了，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呢？”

“我给你说悄悄话”

                                        ——王严（作战参谋）

    你多大岁数了？大老远跑来采访，说是要写一本反应南疆十年战争的书？我劝你别费这劲啦！走一圈，听听，逛逛，然后回家歇着抱孙子吧！
    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雄故事的书还少吗？堆在书店里没人买，送他他也不一定看。都是大厚本，印得很精致，封面还烫的金字（这是实情话，我当过文化处长，我估计处里仓库里至今也许还有大包大包这样的书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你想过么？
    决不是我们人民不关心这场战争。你去问问我们军最近到北京去的英模报告团，反应强烈极了！（我后来真去问了，下面还将写个专题）还有，《高山下的花环》书和电影，《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我敢说是中国空前的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可是同时，大量大量反映这场战争的作品，尤其是作者自谓写了真人真事的，叫人感到没意思甚至厌烦！
    原因很多，我不打算也没本事作全面分析，但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把这场战争放在我们国家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写！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离开了历史和社会，孤立地写战争，写军人。只有冲啊，杀呀，机枪哒哒哒，手榴弹轰轰轰，每场战斗，每个军人都一样，让人读了分不出“个”来，留不下任何印象；更重要的，这样写其实写不出战场的真实情况和人的心态！
    商品经济对这场战争好的影响有人也写过，许多干部战士家里富了，无后顾之忧了，万元户参军，致富不忘报国，有的成了英雄……这些你也敢写，可以写，但它给军队的领导作风、政治工作、干战心理等带来的消极因素呢，你敢写吗？
    你敢写？我就敢跟你说！
    最大的问题是虚报战果，瞎吹！有个部队打下一个山头，敌人的名单都缴获了，一个连，一二百人，可战果报了五百！还有一个小山头，全是石头，尖削尖削的，敌人打一百发炮弹至多命中三五发。可报告说落了几百上千发，山头削去几米，一手能插进几米深土，抓几十块弹片！越南的炮火密度和准确度比我们差多了，它有这大的本事么？简直笑话！可有的上级偏偏相信。
    由此而来的是大规模立功受奖，降低标准，“英雄辈出”，个别人甚至是纯属虚构！然后大面积升官，有的有门有路的子弟就这么上去了！
    再是发战争财。听说有的部队买收录机、彩电，叫商店开买麻袋、抓钉、铁丝等与修筑工事有关的物件发票，几十万几百万地干；又如要木材作家俱，也是打的战备需要的旗号；有的用军车作买卖，贩运紧缺物资，油料是国家的，且没人敢检查。赚的钱呢？天晓得！据说有个部队发慰问品，某级彩电，某级照相机……轮到战士是一件背心。
    这类事，时有流传，我无法逐一证实，不敢说件件属实，也不敢说没有，它有损于我们的党风军风呵！长此下去，我不知会把我们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搞成什么样子！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不就是靠战士们崇高的理想与坚强的信念并为之舍生忘死起决定作用么？
    老实说，我当战士时满腔热血。我几次写遗书，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那不是说给人家听的漂亮话，是向党向父母捧出一颗心呵。但当了干部，听说了这样一些事后，我感到没多大意思了。作为一个军人，我今后也不会当懦夫，再写遗书时，我将首先写出我的希望，我的忧心！
    我希望有一本书，敞开来写这场战争。战士们的英雄很感人，应该大书特书，但仅此不足以反映战争的全貌，更应写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悄悄话儿，他们的思索，他们心上与身上的沉重负荷，这样你才能写出对我们军队长远建设有益的书。
    但你了解不到这些，你听到的将更多的是豪言壮语，还有两军阵前的激战场景……有好多作家来过，但过后杳无声息，也许他们只了解到别人写过的，或对别人没写过的又只好知难而退，你又何必冒这风险呢，何况你是领导上派来的……

文学，不应见风使舵

                                         ——陈知建（副师长）

    我原来也以为，现在人们谁关心你老山呀，讲打仗，谁听呀？1986年上级叫我带英模报告团上北京，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在首都体育场给一万多人做报告，报告后八个英雄绕场一周，人们疯了一般，欢呼、鼓掌、握手、献花，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手臂、鲜花和眼泪！我们每个英雄手都肿了，两个胳膊都酸了，体育场的椅子踩坏了五十多把。工作人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我们提出掏钱赔椅子。他们说，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踩坏了椅子我们心里高兴，不用赔了！
    有许多感人的场面。
    在一个工厂，八个英雄，有几个是断胳膊少腿的，互相搀扶着站在一位烈属老妈妈面前，唱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表示慰问，唱的人好高兴，摇头晃脑，胸前奖章叮啷当啷的。突然，大厅里“轰”地一声，像一阵风刮来。原来是大家都哭了，连拍电视的后来也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拍下来，哭得一身抖，镜头也拿不稳。
    不是说，哭就有了教育效果。前些年，咱们手举红宝书的时候，也常听到过这样的哄堂的齐声大哭，里面有真有假，出于什么动机的都有。这回，我敢说，人们是真的动了情，不是图政治表现。我有体会，我从来不哭，但那回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往外漫，只有躲一边去。当然，也不是说哭了才算动了真情。有的老头老太，拄个棍，站在凛冽地寒风中，久久地看着人们和我们告别，雪花飘满了他们的肩头，没人动一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上前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但他们眼睛里有比泪水更深沉的东西。
    在一个工艺厂报告后参观。有一个金手镯，上头镶了几十颗珠宝，据说价值几十万元。史光柱看不见，主人叫他摸，又给他带上，小史摇着手腕笑了。全车间几百人齐声喊：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我们不敢要。但那一阵阵呼喊我听得出，是出自工人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人们这么欢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几位英雄的事迹确实动人。单是张胖子（指另一位领队副师长张又侠）对他们的简略介绍已经叫大家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了：
    ——这位叫秦国富，打老山的排长。他的“运气”好，调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打仗，如今他身上还留着30几块弹片。这次来，在机场通不过安全门，只有把他请到内室作特别检查，当他脱了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当检查器在每个伤痕上都“嘟嘟”叫时，检查员的眼睛都潮湿了……
    ——他叫周京牧，白族，守卫扣林山的“九颗钢钉”班班长。他们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11次进攻，毙敌35名，他身负重伤，已经给抬到烈士堆里。掩埋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又被救活了。他高中毕业，已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了参军。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如有兴趣，可以欢迎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战斗英雄高唱一曲……
    ——他叫史光柱，大家在电视里可能见过了。他是老山首攻团一个小鬼班班长，全班都十八岁，他最大，不过也是十八，比班上的“老二”大三天。他说，大三天我也是老大，要死我先死，要伤我先伤！战斗中，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一摸，摸到了掉出来的眼球，但他还是没有中断代替已经牺牲的排长的指挥职责，直到战斗胜利。他现在学会了盲文，学会了写诗，已经有两本诗集出版了。昨天他给一个来信慰问的姑娘回了一首诗，我（张胖子）向他建议，诗，可不能随便给姑娘寄呀！……
    还有海水干、安忠文、陈洪远……一个比一个奇特。
    但他们的报告力避奇特，不作惊人语，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几个人是高中生，讲的是高考准备时如何拼命，落榜时痛心疾首，参军时壮怀激烈，临要打仗了胆战心惊，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尸时颤栗抖索，但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终天眼红了，胆壮了。总之他们把自己摆在平凡人的位置，一切如实道来，开诚布公。甚至给他们亮思想：我们伤残了，有时很悲观。尤其是见到过去的同学，上了大学的，发了财的，觉得自己吃了亏，走错了路，耽误得太多，事业、家庭、个人、生活、，多少问题不能解决，何必再站到这高台上来向大家宣扬自己的道路，宣扬了也许不是鼓励别人跟着我们走，很可能把有的人吓倒！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反击侵略、弘扬国威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呢？能说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是傻瓜？有民族区别、有国家界线，就可能有战争，你不去打仗总得有人去，你不牺牲总得有人牺牲，大家都推三推四，我们不就成了满清王朝时的病夫民族，谁在你头上拉屎都可以，想把你咋着就咋关，那我们的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名堂？
    还有的同志谈到：有亲戚朋友拉后腿，有不三不四的人喊他们“傻老帽”、“憨大兵”。他们渴望有更多人“理解”，但不强求，更不乞求。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人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一致，要是只看着人家理解、赞扬你才“奉献”，哪还叫什么奉献、哪还算什么战士？……
    作为领队，老实讲，我对这几个英雄的事迹一清二楚，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不很摸底。听着听着，我感动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联想，后来我们和听了报告的工人、干部、大学生座谈，又证实了我的看法。听众被吸引，被打动，主要不是报告者们的奇特经历与惊险故事，而是对我们战士们奉献精神的理解。一个大学生针对我怕喝倒采的顾虑坦率地反驳我：“你怎么能这样估计我们的觉悟呢？国内国际环境明摆在我们面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作出的不甘屈从，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国报纸都有公论，我们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说：“我们能为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欢欣若狂，通霄游行庆祝，对于在南疆为争得国家尊严，浴血奋战的你们，我们能不关心么？更多的人向我们英雄激动地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决心。说出来可就有点“立竿见影”的味道了，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与经验。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代人病态的虚伪，在我们几次座谈会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听众与读者，不要以为前后方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以为所有人的爱国心都淡漠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有对国家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确实有把我们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在一切方面引入机制，更新意识——这是我们社会要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一看成是一切都得为自己、为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捞得越多越光荣的人。也确实有对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感到不可思议，感到可笑的人！这可怕么？不可怕！10亿人，一万年以后思想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教育和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都顺着少数人的这种“新观念”来，拣他们喜爱的去写去说去演，用能捞钱就好的观念作路标，那会给我们这国家民族潜伏下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也听说了，还有种说法：苏联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变化，中越关系也可能缓和友好起来，再宣传这场战争如何光耀辉煌就不适宜了，过时了。我想起，前一些时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了，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再不要过多宣传的主张；甚至，还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岳飞、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称为民族英雄也有怀疑，……我觉得，文学有一条千古不变的任务，那就是塑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本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铸造新的国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学不是开服装店，它不应赶时髦、赶潮流，见风使驼！

二、闻鼓篇

    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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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棚”直上战场

                                   ——王有富（前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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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巢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 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过打仗，也多少学了一点。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感到没指望了。却听他轻轻说了声：“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点钟来找我。”我感到有门了，连忙补充一句：“司令员，与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战场上考验我！”
    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标飞机、火车、汽车拼命脉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赏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临打仗留下的一个转业干部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作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临要打仗跑回去，岂不给父母丢脸，辛辛苦苦养个儿子是个逃兵……
这三个兵留下了，现在还在我们部队，都当干部了。
    我听说老谭逮回了三个新兵，连忙往他连队去。我心想，按老谭的火爆性子，还不知怎么处置人家呢，到那里一看，我从心里佩服他，更觉得团里对他的“二杆子”评价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确实倔。就是这一天，我俩在棚子里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在外面宣布：“吃完饭，班为单位到河里洗洗澡……”他从棚里一步跨出：“这么紧张的情况，洗什么澡，？休息！”指导员是他过去的兵，说：“大家好久……”他回答：“耐脏也是锻炼！”指导员只好说：“按连长说的办！”事后我说他，你怎么不给指导员留点面子？他说，纪律大于面子，打仗了大家见了河沟就洗澡还得了？
    我又一次去，给他带了爱人捎来的四川榨菜，他带人到林子里采了一大筐菌子回来，一锅煮了，说新兵来，胃口都不好，让他们尝尝鲜。煮好了，他先吃。对围在锅边的兵们说，小心中毒，你们还没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还翻白眼，大家正吃惊，却见他跳着大叫一声：“好鲜呀，大家吃！”
    出国后，又见他几次。一次在路上，我们用一件雨衣蒙着头，抽了一支烟。他说：“老王，别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说：“不知哪个见不着哪个呢？”他说：“我也一样，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们打下一个阵地后，我们临时挖了个坑，抱着蹲在坑里说话，我问：“怎么样！”他说：“再有一两月训练就好啦，现在都看着我啦！”他们连打得不错，连续攻下几个山头，都是他身先士卒，打头阵。
    最后一次见他，就是他的遗体啦！
    那是打敌人一个团部。老谭多处负伤，还坚持指挥，直到连队占领高地。他最后给指导员说的一句话是：“有对不起的地方，你原谅啦。”
    我很难受，但我没敢大声哭。因为八连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乱滚。后来宣布撤军，八连的工作最难作，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难作，说他们刚打出点经验来，为什么要撤呢？
    回国后，上级给谭世强同志追记一等战功。
    我去过他家，他爱人也来过部队，她说她有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把谭世强的事写下来，留给他的儿子：“在世时他的娃娃不认识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让他长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样人！”她知道我和老谭好，最了解他，临走一再对我说：“老王，这事就拜托你啦！”她没再提别的。
    他爱人叫胡琼华，在云南墨江县人民银行当公务员。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就因为她的唯一要求我没有办到。
    作家，帮帮忙，把我们谭世强的事写进你的书里吧！

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连，X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X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

三、初战篇


    1979年那一仗究竟打得如何？由于时隔十年，一些当事者一时无法找到，且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记述几个并不算关键的战斗小故事。
    如前章所述，那一仗是一场毫无准备的仗。因而也不是一场有把握的仗。这不是我们有谁忘记了我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而正是历史上太多的荒谬与失误，只能用我们这代人的血肉去补偿！
    当我们还是打了，打嬴了！不是我们自吹打出了军威国威，至少在我抄录国外报纸对那一仗的评论中，有五家新闻单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它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触犯的民族尊严与威力！
    但，没有准备毕竟对任何一场战争都是致命伤。它本身不值得炫耀，去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教训。

夜袭拉敏

                                     ——张烨（团长）
    1979年打出去，我是五连副连长。
    2月16日晚7时出境，上级命令我连于午夜2时前拿下拉敏。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杯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 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xx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剌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桥上枪一响，我们全排就开了火，跃上水沟坎，直冲敌营房。
    敌人乱成了一窝蜂，纷纷向营房后山阵地跑，我早料到他这一着，派三班直插营房后面。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82炮、火箭筒也一齐开火，冲进营房的战士也打倒了一大片，接着把整个营房点着了，火光冲天，照着我们向后山冲击的路。三班副龙世江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面，连续打下十一个地堡。还抓了个中士班长。战后，龙世江被授予英雄称号。全排立一等功，获“夜老虎排”称号、我个人也立一等功。
    当晚，我向团长报告：“敌XXX团一个加强排和一个公安屯大队被我全歼。”团长问：“你们伤亡多少？”我说：“我无一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