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刘永新（副师长）

    1979年我们团第一战就受阻，敌人在国境河对岸凭险固守，在友邻部队迅速向前发展时，我们在这里“卡壳”了。团决定提前使用预备队，把我八连拉上去了。
    八连是1978年军区恢复大比武时团的尖子连，十二面锦旗我们夺了七面，我是连长，战前考核全团第一名。无疑，团里是把我们当铁拳头的，原准备到最关键时刻才拿上去，所以才当了个预备队。
    接受任务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动，两个小时拿下对岸高地，不得有误！
    对岸敌高地高射机枪封锁着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开阔地。橡皮舟不能用，我们连分散开，潜水渡河。敌火力虽猛，但只打伤我一个同志。
    过了河就通过开阔地的铁丝网、竹签等障碍，爆破器材都打湿了，用不上，我带头跃过铁丝网，在团营炮火掩护下往前冲。
    我们连素质好，速度快，那种气势真是猛虎也挡不住。我们先冲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队也没搞清我们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还以为是敌人，无后座力炮瞄准了我，正要发射，参谋李时忠在望远镜里看清了是我，大喊：别打，是八连长！晚一秒，我飞了！
    从我们渡河到拿下敌高地，共用67分钟，阵地上敌尸41具。我方炮火刚停，我们冲上了堑壕，躲炮的敌人还刚冒出头，正在拍打尘土哩。
    我连亡2人，伤9人。军参谋长的儿子李晋南牺牲。他是我连火箭筒班班长。据我所知，我们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儿子参加这次出征，他们大多是“文革”中为逃避下农村“走后门”入伍的，但打仗时，我没听说一个走后门回调的，战斗中牺牲的也不少。凭这点，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开始受阻的是我团一连，他们和我们全团一样，多年来基本上没训练，只有我们连是全训，目的是参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万能化”“第一枪打不着还可以打第二枪”那一套把部队害苦了！
    一连长很勇敢，自己打机枪，带头冲，但他缺乏军事常识，喊团里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团里没法。通讯员提醒他：“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
    一连伤亡比较大。
    后来一位老将军狠狠批评了一连长一味喊冲。他说：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顶，顶不过它要往后退一下嘛！老将军表扬了我们八连。我说：首长，不是别的连不行，是他们搞生产、搞营建，只我们八连专搞大比武。他们盖了房我们住，他们养的猪、种的菜给我们吃！…..
    老将军说：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这高地后还有一段插曲，敌人步谈机员死了，机子里还在问话，我连翻译老黄和敌人对讲起来，讲得对方哈哈笑。我问老黄，你讲什么了？他说：他问我在干啥，我就说我在看《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十万八千里喃！
    越往里插越苦。主要是地形复杂，我们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图。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条茅草，能找到条野兽穿过的路也好呀，没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挤、钻、爬、摸。有一回团里问：你们到了哪？我说：“鬼知道到了哪？”
    “赶快往XX地方靠拢！”
    “XX地方在哪？请打三发炮弹指示方向！”
    “打着你们怎么办？”
    “我们认了！”
    但我还是叫干部分散开，别一块完蛋。
    友邻连队在一条山沟遭伏击，我们八连去解了他的围，他们的伤员和烈士运不出去，我们只好在山头顶住打。四个昼夜连水都喝不上。五班长罗启开喝自己的尿，还鼓励大家：自己身上的东西，干净的，我们总不能渴死呀！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XX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XX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
                                     ——鲁维芳(营教导员)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XX时前占领XX！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
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他的微笑
                                        ——庄华山（团长）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XX高地拿下了吗？”
    XX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XX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XX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份，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
    （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明天接着贴。

误入敌人窝子里
                                          ——王志学（师政委）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XX，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XX的战斗。

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X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X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X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X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X，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XX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作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XX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

四、攻防篇

    历时半月的1979年初自卫反击战，我军扫荡了距我边境约80公里内越军重要据点与设施后，即主动回撤。这是战前军委领导早定下的方针，而不是如越南当局所喧嚷的是他们“举国一致英勇抗击中国侵略的辉煌胜利”。
    为了炫耀这个“胜利”，越南趁我回撤大举推进，侵占了我边境一线几乎所有骑线点上的高山，修筑坚固工事，并不断向我方境内开枪开炮、烧杀掳掠；同时向退守柬泰边境的民度柬埔寨部队步步进逼，猖狂已极。
    于是，其后几年双方在边境线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80年我军在罗家坪大山、1981年在扣林山、1984年在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均给了敌人以歼灭性惩罚，其后又都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疯狂反扑。
    下章（包括以后各章）主要选取我军区驻滇部队在上千次攻防战斗中尚鲜为人知的故事略加记述。不是按战斗地域、时间先后、战功大小写史列传，也未按众多的“战例汇编”与“英雄谱”细加对照核查，疏漏讹误在所难免，请读者谅察。

凭两块巧克力的热力……
                                       ——李义成（营长）

    1984年打老山，是举国闻名的一次速决全歼战，但仍有很多教训值得记取。第一条就是接敌路线选择太远。
    4月26日下午五时我们营从临时驻地出发，坐了一截车，六时开始徙步行军，天雨路滑，每个战士平均负重90斤，超过有的战士本身体重。但大家情绪很高，上路就开跑，走出不到10公里，天黑雾重，再看不见路了，又不许打电筒，遇田埂小路，只听得“乓乓”，一个接一个地摔进水田里，爬起来，一身泥水，负重量又不知增加了多少。到达第一个目的地，按图上距离算是30公里，其实不止，用了整整12个小时。
    到天明时，我已认不出本连（我当时是九连长）战士谁是谁了，每个人从头到脚都被泥浆糊住了，都一个模样。
    这一天晚上已经够苦的了。
    27日天气晴朗，云开雾散，白天不能向前运动，就在林子里隐蔽休息，叫大家在树下草从里铺上雨衣睡觉。咋睡得着？一身粘乎乎湿漉漉的，又吃不上饭（不能生火），这个时候谁的脑子能停止转悠？
    晚上天黑尽后，又开始奔波，到第二目的地距离40公里，路更难走，尽是上坡下坎，趟溪过沟。走到半夜，走不到了。先头排报告，前面的连队走脱了节，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往哪个岔道去了。我跑到前面去看，小岔路好几条，都有足印，不好判断。我急了，就近找了两个老乡，请他们带路，老乡见我们的模样吓人，不敢相信我们是中国人，好一阵连哄带劝，还外加点强迫吓唬，他才上路。
    赶上前面连队了。前面传话叫我到前面去，我越过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挨着人影跑上去，突然一脚踏空，顺陡坡滚到崖下二十米，幸好没碰上石头，破了几处皮无大伤，两个通讯员前拉后推把我架上来了。
    到达一个小村寨，时间已三时半，离进攻出发地还有七八公里，全是陡坡，几乎没路，距预定进攻时间只有两小时，而部队都走得筋疲力尽了，隐约见一个个摇晃晃，歪倒倒的，喘得象一群牛。我决定，就地休息五分钟，吃干粮，清点人员，各班简单动员一下：一定要按时到达。
    大家也知道，这时候不拿出全身的拼劲不行了。一声“出发”令下，又呼呼往前冲。
    一个新兵在了阵冲刺后倒下了，抱住两腿直打滚、喊叫：“班长，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我正赶上来，一气之下，手枪上了顶膛火：不起来，我枪毙你！他听出是我，又喊：连长，枪毙我吧，枪毙我吧，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当时要不是怕枪声暴露我们进攻意图，说不定真把他毙了。那样，我这一辈子也就再也不得心安了。
    我只能伸手去拉他，一接触到他，我就像触到一块冰，还感觉到他的手脚都在抽搐，我开始明白他是真病，但只以为他什么地方疼。正好营部医助过来，立刻说出他的病症：连长，他是虚脱。
    我，穷孩子出身，知识不够，哪知什么叫虚脱。
    “连长，就是他身上的热量耗尽了！”
    “有治吗？”
    “谁身上带糖？最好是巧克力。”
    有个干部还真带着巧克力。医助接过来就朝他嘴里塞，又灌水。
    两三场巧克力下去，他站起来了，又背上东西：连长，我……跟你走，我能行了。
    他，17岁，昨年底才到部队，体重至多90斤。可身上背的什么呢？反坦克雷，导爆索，自身武器弹药、干粮，光手榴弹就是8枚，子弹二百发，全身披挂满了。他班长说：他是自己要求加大携带量的。当然，在他再前进时，许多东西被班里同志“抢”了。
    我们还未到攻击出发位置，我方炮火准备开始了！炮火一响，各种通讯线路开通了，部队也大吼大叫起来，呼呼啦往前赶。这个时候，再隐蔽你的进攻意图没必要，也不可能了。
    我们刚到达进攻位置，越军也开始炮火反击，有几发落在刚散开的队形里，五六个同志倒下了，也就是说，还没开始战斗，我们就付出了代价。
    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出现的。他代替牺牲的排长指挥，自己连续三次负伤，最后率全排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进攻地，我又看到了那“虚脱”的小战士，他上来了，虽然是晚了一些，但总算上来了。凭的是两块巧克力给予他的微薄的热量，更凭他顽强的、高尚的意志。
    他也参与了向第一个目标的攻击。但还没有来得及打出第一枪便牺牲了！
    敌人的火力封锁了一道垭口，只要我们一跃起就遭射击。我们也很快组织火力和它对打，并很快把它压下去了。战士们跃过了沟口，但这个小兵没能跃过，滚进了沟底，刚好暴露在敌人眼皮下……
    （李义成哭了，很久难以继续谈下去。）
    我为什么不说出他的名字呢？因为我后来去过他家，我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是英雄！虽然他没有授予称号，但他在我们全连全营，所有知道他的事迹的同志心中，他和史光柱一样，永远受着敬仰和爱戴。
    我说的是真心话，并不单纯为安慰他们。我想他们从我的倾泄而下的泪水里，也不会怀疑我向他们说了假话。
    但我确实向他的父母隐瞒了他牺牲的真实情况与因由，我哭，不仅出于对这个小战士至高无上精神的敬佩，也由于我的内疚。
    他死得太早，太遗憾！但，能怪他么？又能怪我么？
    我也不全怪上级，他们选择长距离奔袭接敌，为的是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但结果让部队打了一个可以说是极端疲劳，连站也站不住时的攻坚战。
    但我们营还是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把老山拿下来了，这说明我们这支部队真了不起。代价太大了！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路线的选择问题……
    我真不愿说这个故事，想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更不愿说这个小战士的名字，怕又惹他父母的伤心与责怪。但这个小战士将永远站在我的“课堂”上，教育我该怎么当个指挥员。

咱七分钟扼住了越南人的脖子
                                           ——李中平（营长）

    （他山东人，三十出头，身高近一米八，体重不少于三百斤，仍显得匀称、英武，使我不由地想起他的老乡武松。）
    老山所以重要，是它雄据于盘龙江河谷上方，河谷里有一条公路，从我国通向越南，两头联结两国的交通干线。站到老山上，睛好天气两头都能看出二三十公里之外，因而成了必争之地。
    按国际惯例，两国都不占边界线上顶峰。过去中越友好，老山只猎人偶尔出没，不说山上，连附近也少有人烟。1979年我们在自卫反击战之后回撤，也没有在老山设防，越南人把它占了。不但占了它，还占了它两旁绵延几百公里所有骑线点上的峰顶。从这些山上往我们境内打炮，使得几百个村镇不得安宁。光文山州内几年内死于炮击下的就有三百多人。
    1980年我们打下了罗坪山，次年又打下了扣林山，这两仗都是小试锋芒，都是为打老山摸索经验的。过后我们等了三年。还看不到越南人有一点把手缩回去的样子，这才下决心，打这个地势最重要、最险峻、又是它重兵设防，连续营造了几年工事的老山。接着又打下了与老山互为犄角的者阴山、八里河东山。
    后来我才知道，攻下这几座大山还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战略上的意图还在于吸引来它更大的兵力，聚而歼之。
    我们对越南小霸有效的制服，还不是攻下老山，而是其后几次粉碎它的反扑，尤其是当年7月12日两军在这个峡谷丛林地一场决战，越南人嘴上承不承认我不知道，恐怕在心里是明白了自己远非我方对手的。
    我讲远了。
   攻老山，先得攻下它伸向盘龙河一条山梁上的制高点。要不，你把老山拿下了，敌人可以顺公路增兵，还可能进一步前出，兜住你的屁股。越南也是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套的，向我们学的嘛。
    这制高点叫松毛岭，高程662.6米。上级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所在的六连。
    六连原是准备参加军区大比武的，所以才把我从二连调来。不瞒你，我是个老“尖子”。1978年带一个排到军区比武，十面单项奖旗我排拿回七面，总分又是第一。1979年打出去，哪儿有硬骨头我们排到哪啃，到处都在喊：李中平在哪？二排在哪？
    打老山前，团长张又侠说：我们得先抓住他的脖颈，让他跑不了，进不了，动不了再打,……你说，哪是他脖颈？我指着着地图说：松毛岭——662.6，这还用说！他问，你看，哪个连完成这任务？我说，二连、六连，反正少不了我！他说：我就等你这话，就是你，带六连！
    任务定下后，首先是我带战斗小组长到现地勘察。就是趁黑夜大雾摸进去，再猫下来，等天明雾散时对敌阵地细心观察。前后好几次，可以说，我们对662.6每块石头都熟悉了。
    然后找了一个相似地形，反复搞演习。每天早晚不是爬大山，就是钻密林，训练部队耐力。每人负重五十公斤。有的战士借了老乡的小石磨背上行军。
    师团领导和我们一起确定了战斗方案，整个攻击目标炮火准备36分钟，但662.6附近几个小山包只打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连即向这些小山包攻击，务期在全线炮击停止前拿下，炮击一停，再由这几个小山包向大约100米外的662.6扑去，尽快攻占。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绝妙的，从六连两个月应急训练的成绩看，我更增强了信心。但各级首长总是不太放心，老问：怎么样呵？我对谁都表态：万无一失，马到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有一天，二连通讯员背了几个大水壶，都灌满了酒，说：连里干部请我回去一趟。我在二连十一年，从当兵到连长，大家怪好的。他们要请我，我也提了两壶酒，去了。
    二连买了鸡、肉，采了野菜、竹笋，满丰盛的。大家都给我敬酒，心情都很激动，一敬我就喝，当晚醉倒了没回连。团里发现了，要我写检查，我不写。我说回老连队喝个酒算什么？团里宣布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全团通报批评。
    我更不通，有天团里开会，散会后我又买了一壶酒，当政委面一口喝了，还骂咧咧的：“他妈的，你们当大官的，就不知道什么叫战友情谊！”
    这下糟了！团长张又侠找我谈话：你不用骄傲，以为少了你就不行，我另外找个人，看他能不能带好六连。能不能把阵地拿下来！我一听，急哭了，是真哭，不是假装的。我说：“团长，我检讨，我保证不在喝酒了，你给我处分不行吗？干吗撤了我？”
    团长也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是分毫不差执行协同计划，要求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像你这样任意胡行的角色绝对不行！”
    我这时真知道自己错了。下了许多保证，总算保住了主攻连长没被“取缔”。
    誓师会上，师陈政委给我带花后，又给我斟了一满碗酒。我说：“我戒了！”陈政委说：“该喝的时候还得喝，你心里不要有什么……”我说：“政委，留着吧！等回来喝！”政委说：“好，好样的！回来我再敬你胜利酒，庆功酒！我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他把六连战史上一面光荣旗帜“百战不殆”交到我手里。
    出发时，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的瑶族村寨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站在部队后面，气氛很静肃，谁也不吭声。
    这两个多月，老乡们已能叫出我们连每个人的名字，关系很亲密。
    我只问了大家东西带好了没有。然后叫整理服装，喊了声：向后转，向乡亲们敬礼！
    我是临时想起这一招的，不是哪里规定要有这仪式，没想到，乡亲们呼啦跑过来，抱住战士们就哭，姑娘也抱，娘怀里的孩子也哭……场面太感人了！
    我们走到高山上，回头还看见全村的人站在村外看着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前动员，最后把部队的劲头鼓得足足的。有一个战士，上路才发现他发烧，冷得打抖，我叫他返回去和留守的同志看东西，他高低不干：“我怎么见老乡？”
    战斗基本上按预定方案。炮击一停，硝烟还未散，我们已冲上662.6，七分钟，我们全歼了守敌！
    团里听到我们报告时，虽然已人观察镜里看到我们上去了，还是加了两分钟转报上级。所以报上是：九分钟传来第一个捷报——跟着炮弹前进的英雄六连！
    庆功会上，团长张又侠亲自给我敬酒。我不喝。他说：“李中平，在关键时刻我不拿你当大头拿谁？当时我不处分你我怎么指挥这一战！”他又说：“喝了，我再考虑取消你的处分。”
我说：“我喝！但处分你还是留着，永远作个记念！”

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中的谢国华
                                                   ——座谈记录

    卢扬文（班长）
    我当兵到连队那天，是个雪夜，新兵们走了几十里，累得垮稀稀的，又听说这是个马上要去打仗的部队，大家情绪更不高。有个大个子给我们打来了热水，叫我们洗脸洗脚，还给一些人脱鞋袜。我们以为他是个炊事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副连长谢国华，1979年打仗的战斗英雄。新兵们有的很感动，也有的不以为然，哼哼冷笑，意思是这个干部装样子。
    后来谢副连长给我们讲课。他汉语不大流利，喀喀吧吧的。他说他是个彝族，家在在深山，小时候常听老人讲以前的彝族奴隶社会，讲奴隶就像牲口一样，可买卖、送礼，平常用铁镣锁着……他说，我讲这些，他们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你又来忆苦思甜那一套了，但我是为给大家说明白，我愿为大家多干活，多办事，不是图什么、捞什么，是我真心爱今天，感谢今天，而除了有一身力气，我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他是说到就作到的。我没见过他一刻闲坐，各项训练他都是教员兼示范，各项体育活动他都参加，打球技术不咋样，但吼叫拼抢很凶，余下的时间你就到炊事班找他吧，切菜、烧火、发豆芽、磨豆腐，啥都干。
    作战部队排长都有通讯员。谢副连长通讯员叫小古，是个苗族，新兵，才十七，矮小的个。照小古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行军。副连长给他背东西，还一声声喊：小古，跟上了吗？一次敌炮袭来，副连长扑在小古身上。现在，小古提起副连长就哭。
    开进那晚上，副连长带尖兵班。休息时，他从队前跑到队尾，又从队尾跑回队前，给大家鼓劲。其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问：都上来了吧？没什么事吧？大家看着他身上除了自己的东西外，还给别人背一挺机枪，两发火箭弹，步履轻快，乐哈哈的，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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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时金（班长）
    谢副连长很有性格，火起来也骂人，打老山，上级叫我们连当预备队，他情绪很大，骂骂咧咧的，还编了顺口溜：战前叫得凶，打仗没有份，人前矮一头，首长有偏心……到后来，上级把攻占八里河东山主峰的任务交给我们连，全连沸腾了，谢副连长更高兴。
    动员时，军师团首长都来了。师里陈政委问：“谢英雄，听说你讲怪话了？”他嘿嘿一笑：“啥英雄，过去的事了，英雄不英雄，还看以后的。”他对全连表态很简单，帽子一摔，露个光头：“大家看着我，我走前，我到哪你们到哪，我倒下了，你们继续前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停止攻击！”
    战后，我们发现了他的遗书，上写：妈妈，我想念你。我家两代军人（谢父参加过抗美援朝）你有三个儿子，献出一个是应该的，为的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彝家世世代代再不当娃子（奴隶）了！
    1984年5月13日晚谢副连长带队摸到敌阵前作最后侦察，14日深夜才返回，凌晨我方炮击高开始了。
    八里河东山的34、附34号高地为敌核心阵地，四周树大草密、山势陡峻，敌工事十分坚固，且纵横交错，仅隐蔽工事25个，上复六层大圆木，再复以石方、土包，守敌为一个连部带一个排。
    谢副连长带三排总在最前，在主峰下，一道铁丝网拦住了通路，他抢过一战士炸药包，叫大家隐蔽，只听得轰的一声，谢副连长冒着硝烟冲过了被炸开的铁丝网，边冲边用冲锋枪扫，在离敌主峰10多米处，敌一发炮弹打来，他壮烈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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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登杰（教导员）
    谢国华骠悍英俊，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当了英雄后，又多次评为优秀党员、精神文明标兵。有不少姑娘追求他。一次在昆明开英模会，一个报社女大学生记者听了他的报告后又采访了他，对他深为敬佩，给他写了好多信。那时我是他的指导员，他把信给我看了。姑娘一往情深，信写得象诗。谢回信说：“我连信都写不起，与你悬殊太大，不敢高攀。”姑娘又来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学得会。”；连队也有人劝说他：“你这傻瓜，有个这么好的对象找上门来还推推扭扭的。”他说：“我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别人，我得自量。”后来他对姑娘说：“我母亲苦了一辈子，我想在家乡找个能侍候她的人。”姑娘只好作罢。不久。他到军区开会，住在一个招待所，认识了一个女服务员，她是共青团员，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姑娘又是一封接一封信，表示热烈的爱慕之情，他又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妥，很班配。”他回了信：“列了自己好多条缺点：文化低，家境苦，脾气毛躁……姑娘来信说：“有你这一条诚实谦虚的优点，再有一百条缺点我也喜欢！”
    他们好了，商定了战后结婚。
    谢国华牺牲后，部队接了他母亲来参加庆功会。悲痛欲绝的母亲见到了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
    “妈妈，你认识我吗？”
    “不，不认识……”
    “妈妈，我是你的女儿，你儿子的未婚妻呀！”
    “不，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姑娘拿出了她和谢国华的合照给老人看。
    老人抱住姑娘，一声声喊：心肝呀，天神呀，太阳呀，星星呀，然后抹去泪，笑着对姑娘说：
    “儿子没骗我，没骗我……”
    “他给您说了？”
    “没，他一字没提，只在信上写着：妈妈，你的儿子本是一条虫，如今共产党让他变成了一条龙，他飞过五彩祥云，见过天庭仙国了……”
    “妈妈，那是他比方……”
    “不，不是比方，是真的！我虽没见过他升空飞腾，可我见到了与他并翅齐飞的金凤凰了，我相信了，我心满意足了！”
    “妈妈，我的好妈妈呀！”
    ……
    如今她们还常来常往，亲如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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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美能（团政治部主任）
    谢国华牺牲后，敌人凭藉主峰坚固工事对我射击，排长宋庆来代理副连长指挥，不到五分钟牺牲，一班长先代排长，后代副连长，五分钟后又牺牲。二连长罗祥本来在连指挥火箭筒、机枪对敌压制射击，这时他赶到了尖兵排，对大家说：现在我就是副连长，你们跟着我，我到哪，你们到哪！他满身是手榴弹，又叫通讯员背了两挎包紧随他身后。他率先向敌阵猛冲猛打，冲锋枪、手榴弹并用，一路高喊：“跟我来，34号是我二连包下了的！”大家也喊着：“向连长、副连长学习，冲上主峰，为祖国立功，为连队争光！”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不到10分钟，二连冲上去了，攻占了34号高地，毙敌36名。
    紧接着，罗连长又率领全连一鼓作气攻下了附34号高地，与此同时，我四连也从其他方向攻夺了31、32、33等高地，至此，八里河东山各山头全部为我攻占，仅用了62分钟。
    事后，罗祥说：我当时想到死，觉得死了也比二连的荣誉垮在我的名下好受。
    二连在历史上战功累累，淮海战役中获得过英雄三员连队称号——一次战斗中连干全部牺牲，由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攻坚英雄连”。这次战后被命名为“老山钢刀连”。
    谢国华牺牲后，军政治部首长王志学和师团领导亲自到阵地把他抬下山。上级再次命名他为一级战斗英雄。

打死敌人一个大尉，我们不认得“牌牌”

                       ——陈寿禄（作训参谋，者阴山战斗中“钢刀二连”排长）

    进攻者阴山，我们二连担任穿插，很顺利，没有一个人踩着地雷。因为我们事先对穿插地段摸得很清楚，穿插前秘密占领了离敌人一个苏式冰雹式火箭炮阵地只800公尺的高地，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敌人。攻击开始，我们冲击到离这个阵地只100公尺才被发现，很可惜，只打死两个敌人，其他的都跑他妈的了，只缴获了一些火箭弹。
    敌人来反扑3次，第2次我们打死了37名敌人。
    到达我们的穿插目的地41号高地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一个公安屯的营房大院。事后才知道，那里有敌官兵100多人驻守，由一个大尉指挥，叫105公安屯。营房是法国人修的，是个；四合院，修在一个山包包上。大院墙外有三道堑壕，堑壕外有铁丝网，营房下有地道，通外围工事。
    这个公安屯自1979年以来多次参加驱赶迫害当地华侨，袭扰我边境，是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受到过越南国防部的表扬。我们缴获了他好多乱七八糟的“荣誉”旗帜。
    开始，它主动向我们占领的阵地射击，我们根据它的火力判断，以为不过三五十人。
    收拾完者阴山主峰的敌人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公安屯拿下来。
    我们的炮打得很准，都在敌营房大院内爆炸。
    攻击时，一班长李德利把爆破筒压在铁丝网上，自己压在筒上，让战友们从他的背上踩过去，越过铁丝网。
    炮击停时，我们一排已到了敌人大院门外。（原二连指导员吴道文说，排长陈寿禄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不，是战士苏良轩最先进了院子。这时，院子四角的岗楼的各种火器一齐响了，大概敌人也从躲炮的坑道地洞里钻出来了。拼命用火力封锁院门，同时向我们射击。院子里，唯一可让我们藏身的只有一个靠墙的洗衣服的水泥台下方。我们钻进去了，很快就被一阵泼水似的弹丸和烟尘罩住，一动不能动。
    苏良轩是火箭炮手，扛来了40火箭筒。他瞧我笑笑，向一个岗楼火力点瞄准，但他的背抵着墙，他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喷出的火会烧着他自己和战友们，突然滚出了水泥台，在毫无掩护的地方向敌发射。这时，我正全力向敌人射击，等注意到他时，只见一个碉楼飞了，正是苏良轩一发火箭弹将它击中，弹丸是从射孔里钻进去的。他没有再退回来，就地装了第二发弹，我正想喊他，提醒他再退回洗衣台下装弹时，第二发弹从他手里飞出去了，又摧毁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他滚回来了，但火箭筒已无力带回，它留在原地被敌人的子弹打得乓乓的，筒口冒着一丝丝烟气，原来，他已身中数弹。这时，敌人由于两个碉楼被打掉，其它两个也就有有气无力了，我们排又冲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李胜安，他们没在院子里停留，一口气冲进了房子。见敌人慌张地滚进了射击孔旁的地洞，他又跟着进了洞，朝里面猛扫……。
    苏良轩在洗衣台下大口喘息着，眼睛还是盯着几步外的火箭筒，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来不及对他说什么，来不及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就趁敌人碉楼射击稀疏时冲进了房子里，我要去指挥那里的战斗。
    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
    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
    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
    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亲爱写家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创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睛，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
    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5月8日晚，天黑，大雾，没任何声音。半夜一点半，二班副向我报告：排长，前面有人说话、微微的。我去潜听了好一阵，听见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摇动的声音。
    一会，一颗地雷响了，过后一个多小时，再没有声息。我估计，敌人想麻痹我们，作出踏响地雷就缩回去了的假象，其实已到了我们阵地前埋伏下。
    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
    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
    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
    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
    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
    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
    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
    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
    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
    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
    我们无一伤亡！
    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
    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新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
    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
    （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

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

            ——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

（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
    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
    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
    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
    （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
    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
    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
    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
    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
    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友国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
    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
    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