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魂 万 岁
蔡朝东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战斗在云南。是这片红土地哺育了我，是部队这所大学校熔炼了我。今天，能有机会和几位全国著名的思想教育艺术专家一起作系列演讲报告，这是家乡的父老兄妹对我的信任、关怀、理解和鼓励!为此，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谢意和崇高的敬礼!
经常有人跟我开玩笑，叫我“个体户报告团”。这话不假，因为四年前正是群众把我推上讲台，才使我这样一个既不是领导干部，也不是英雄模范的普通军人有机会运用演讲的方式，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四年前，我以在战场上的活动为主线，介绍了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作了题为《理解万岁》的演讲报告。今天，我以作报告以来的活动为主线，讲讲我在几年报告过程中的真情实感。演讲的题目叫《民魂万岁》。
呼唤民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也需要精神食粮。”
几年来，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一个人要有一点精神，才能活得充实，人生才有意义；一个民族也必须要有一点精神，民魂才能弘扬，万众才能一心，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自立。
我原来没有作过报告，也没有想过要作报告，那么我的第一场报告是怎么讲起来的呢?那是我完成作战任务回到昆明不久，感到前后方的反差太大，很想把在战场上的感受和体会，在社会上作些介绍，希望对社会风气的好转和振奋人们精神起点促进作用。但是，没有条件和机会，我只能在个别的交谈中讲一讲。
1985年4月的一天晚上，在昆明锅炉厂当团委书记的老战友田建辉，带着爱人来家里看我，我把战场上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又拿阵地上的录音放给他们听，还讲了许多我在战场上的感受。这一讲不要紧，他爱人就在旁边流泪了，小田也特别激动，他说：“你讲的这些内容能不能到我们工厂作场报告呢?”
我说：“要作报告我不行，给你们请个战斗英雄吧!”
他说：“战斗英雄的报告我们听过了，很好。但是你讲的这些内容反映了战士的喜怒哀乐，青年们很需要。”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在1985年5月3日晚上，到昆明锅炉厂作第一场报告。
八点整走进会场一看，稀稀拉拉的只来了二三十个人。有打毛线的、有嗑瓜子的、有看书报杂志的，还有两个妇女是抱着娃娃来的。这哪里像是听报告呀?我问小田：“时间到了，怎么才来了这么几个人啊?”他说：“你等一等，地方的情况不像部队，经常是八点开会九点到。”我只好坐在会场里等。
工人们在叽叽喳喳地议论：“今天晚上不来听报告，听说要扣奖金哪!”原来是怕扣奖金才来的呀。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又等来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青年不错，不带书报杂志，也不拿毛线，衣服穿得很漂亮、很整洁，仔细看了一下，几个女同志还擦脂抹粉的呢，看来非常重视呀。人家一进来就问我那战友：“书记呀，舞会几点钟开始?”原来是要来跳舞的。
我说：“老战友，请我来作报告就这样组织呀?”
他说：“你原谅吧，现在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太难搞了，没有办法才只有双管齐下，一是经济手段，二是舞会结合，你讲一小时后开舞会。怎么样?”
这和战场上那种紧张、悲壮的气氛多么不协调啊，反差也实在太大了，他们能听得进吗? 我悄悄把小田拉到旁边说：“算了吧，别讲了。大家跳跳舞高兴高兴，我也可以开开眼界!”
“不讲不行啊!”小田急了，“这点人还是我做了许多工作，又采取了措施才弄来的，你要不讲，叫我怎么下台?”
我看小田都急得快哭了，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在说话，心想，芝麻官有芝麻官的难处哟，看来基层政工干部真不好干!于是点了点头，试试看吧。
在小田来了一阵“感谢”、“欢迎”的开场白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第一场报告。 “工人师傅们，青年朋友们：我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功臣模范，只是一个在老山前线生活和战斗过的普通军人。我和你们团委书记是一起在边防战斗过五年的老战友。我从小在工人家庭里长大，爱人也是工人。这次老山作战，我接受命令上去时，首先还是想到了‘前线的炮弹是不长眼睛的’……”
“记得临走的那天晚上，年老的父母、瘦弱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一家人几乎一夜没有睡觉，说了些鼓励的话、安慰的话，但说得最多的是‘万一’的话……”
讲到这里，我发现叽哩哇啦的人群慢慢静了下来，在注意听了。于是我讲到了前线。 一说到前线，我的思绪立即飞到了那血与火的战场，脑海里出现了战场上的日日夜夜。我讲刀光剑影的格斗拼杀，也讲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讲盘肠大战老山主峰的张大权，也讲威震边关的“十五勇士”；讲忍辱负重的老排长，也讲酷似“小姑娘”的新战士；讲战士得不到理解的苦恼，也讲一双绣花鞋垫给战士带来的力量……
随着我的介绍，看书的把书压到屁股底下去了；打毛线的，针也停住不动了。有个小孩哭了，做妈妈的赶忙把他抱出去，哄了一阵还在哭，她干脆抱着小孩回家了，可不一会儿，她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又来了。
大家越听越有劲头，我也越讲越有激情。当讲到动情的地方，我热泪盈眶，那几个衣着华丽的姑娘也抵头抹着眼泪，还有几个小伙子则大口大口地狠命吸烟。
我的疑问完全消除了，青年们的心是热的呀!
讲了一小时，我停了下来，“请大家跳舞”。但大家都不跳了。有人说：“还跳什么呀，再讲吧？我说：“你们愿意听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听!”有一位青年说：“你别看我们平时‘嘭一嚓一嚓，嘭一嚓一嚓，’蹦来蹦去，好多时候确实是觉得空虚呀，我们也需要精神食粮。今天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觉得受到很大启发，机会难得，再给我们讲吧!”在青年们热烈的掌声中，我又往下讲开了。
三个半小时过去了，青年们很激动，报告结束后，二十多名青年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一直把我护送到家里。
第一场报告的成功，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了解了青年们的需求，他们的心是热的，他们反感的是假、大、空的东西，欢迎的是真、善、美。从此，一种想向更多人介绍前线将士崇高情怀的念头在心中萌发，为了使讲的内容更充实、更生动、更感人，我渴望着再次上前线。
“我们要走英雄的路!”
1985年5月底，中央广播电视部青年慰问团一行十六人到了昆明，他们到军区报到后，指名要我带他们去前线。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我带你们去啊?”他们说：“《我爱老山兰》这首歌，是我们录制播出的，我们特别喜欢这首歌，知道是你和其他战友一起，在阵地上创作的，你能理解战士，也一定能理解我们地方青年，你带我们去，我们的收获会大得多呀。”我说：“你们这样信任我，好，我带你们去!”
从昆明到老山战场有近六百公里，大都是盘山公路，得准备一辆好车。我就同各个部队联系，准备借一辆中型面包车。当时，很多部队都没有这种车，有些部队虽然有，但都出车了，调不回来。我向首长报告后，首长说：“这样吧，到地方租个车，一定要把他们接待好。”我说：“那就好办了，现在只要有钱，就好办事了。”
“出租公司吗?你们有什么型号的车?”
“什么型号的车都有。”
“要一辆日本二十座空调面包车。”
“有，到哪里啊?”
“到老山前线。”
“啊!老山前线!车坏了!”
我又找了另一家，仍支支吾吾不愿去。有人告诉我，恐怕要多花几个钱才行。我又找了个单位，并说明可以多加点钱，这一招真灵，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看来还是这钱管用!可第二天早上，电话又来了，说任务布置下去后，驾驶员病了，不能去了!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今天就推不动嘛!金钱万能吗?事实摆在这里，在要付出鲜血和生命这样代价的时刻，金钱也失去了魅力。
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现在要去慰问他们，拿钱都租不到车，值不值得我们深思啊!光生气也没用，我得想办法把慰问团拉上去啊，租不到车就调部队的卡车吧。但是，首长一听，就批评我了：“你这个人不会办事，怎么让慰问团坐卡车?那影响多不好。”我说：“首长，不是不热情，确实租不到车。另外，我在想慰问团为什么不能坐卡车?战士是坐着卡车上去的，受了伤还是卡车拉下来的，慰问团也坐坐卡车，对我们战士的感情就会更深。”首长笑着说：“道理是对的，不过从感情上讲，还是对不起人家嘛!”我说：“我给他们作动员，他们同意就坐，不同意再想别的办法。”
首长同意后，我把青年人集中起来作动员。“首都来的青年朋友们，前线欢迎你们!我这次带你们到老山去，给你们准备一辆日本二十座空调面包车——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一是从你们的安全考虑，前线的公路，很多都在暴露地段，部队的汽车上去都要盖上伪装网。如果我们坐面包车去，目标太大不安全吧。二是从你们的思想方面考，你们来了，目的要理解战士，最好从坐车开始理解吧。你们坐卡车体验体验战士的生活，同战士的感情近了，宣传也就更生动了。”这一讲，青年人很容易接受，原来听说要坐卡车还有些想法，这下解决了，七嘴八舌地说：“放创巴，有面包车也不坐，就要坐卡车!”有个姑娘声音最大：“我们要走英雄的路!”
“我们虽然见不到你，但我们想，你一定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新娘，因为你的心灵太美了。”
就这样，他们高高兴兴地坐着卡车上了前线。不过这卡车可不好坐，他们大部分没坐过卡车，再加上云南是高原，崇山峻岭，到处是盘山公路，一公里几个弯，甚至几十个弯。走了不到两个小时，车上的条凳全都扭坏了，青年们站在车上，扑过来、扑过去，说：“哎呀，太厉害了。”我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到了前线，仗打得很激烈，慰问团是不能上老山主峰的。考虑到他们带着录像机、录音机、16豪米电影摄像机，能直接到第一线拍摄一些资料，回后方宣传作用很大，我竭力主张他们上老山主峰。后来首长也同意了，但只能去四个人，选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准备扛机器上去。
但头天晚上把名单一宣布，麻烦事就来了。因为十六个人中有六名女同志，一个也没选上，她们就有意见了，围着我吵啊！她们说：“你重男轻女，我们不怕死，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能办到，我们是半边天。”我说：“一边天也不行，你们到野战医院去。”说完就准备走。刚转身，有一位女同志又叫起来了：“老蔡等一下，我还有两句话要说呀”我回来一看，是中央广播电台青年之友的编辑，叫李红。她说：“我本来不好意思说，但现在我不得不说了，我结婚两天就来了。”我说：“你还是新娘子呀，唉呀!太不简单了，结婚两天就来前线慰问，你太理解我们啦!”她说：“其实，我们后方的青年都很理解战士，我这次来爱人非常支持我，临走的那天还亲自包了一大包喜糖，又拿了两条烟，让我一定要带到最前沿阵地的猫耳洞里，交给战斗在前线的战士，你不让我到老山主峰去，我回去怎么向爱人交待呢?”哟!这李红厉害呀，她是在以情动人呀!我和团长一商量，换了一个男同志到炮兵阵地，把李红同志带上去了。
他们在阵地上，像战士一样勇敢，把后方广大青年对战士的理解带上去了。
战士们听说来了慰问团，可高兴啦，又听说还有个女的，那战士的情绪就更高了。特别是我介绍李红是个新娘子，结婚两天就来前线慰问时，战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战士把栽在罐头筒里的老山兰拿来，献给这个新娘，祝贺她新婚幸福，新娘子也把她的喜糖、喜烟拿出来分给战士。战士接过去了都舍不得吃，有的就放在衣袋里。我问怎么不吃呢?战士说：多留两天吧，这也是鼓舞啊。有几个前沿阵地的战士还专门打电话来，要求新娘子在电话里唱歌，她流着眼泪在电话里为大家唱了一首又一首。战士们在电话里激动地说：“我们虽然见不到你，但我们想，你一定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新娘，因为你的心灵太美了。”
“在这里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净化啊!”
第二天，我带他们进烈士陵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买了烟、酒带去，一进烈士陵园都流泪了，他们恭恭敬敬地给烈士敬上烟、酒，举行了宣誓活动。特别感人的是，他们从北京带来了一提包泥土，每人捧一捧，噙着热泪轻轻地撒在烈士的墓上。时间到了，但谁也舍不得离去。他们说：“让我们再呆会儿吧，在这里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净化啊!”
这里依山傍水，庄严肃穆。前来扫墓的群众缓缓地走着、轻轻地抽泣着，仿佛怕惊醒了这些大战后酣睡的战土。
一座座墓碑前放着香烟、糖果、大枣、花生，有的还摆着一杯杯白酒；漫山遍野，数不清的花环，大的、小的、纸做的、野花编的……
我看到很多人在抄一首写在白的确良布带上的小诗，有的边抄边流泪，我也掏出了本子，记下了这首小诗：
静静地，你们躺在这里，
为如梦的山野奏一曲无声的牧歌。
梦一样缥缈的云雾和雾一样浓重的梦，
覆盖了你们苍白的面孔。
细雨洗净了全身的血迹，硝烟散去，
冷却了唇际最后一抹微笑。
墓碑前，耸立着高高的云山，
耸立着宁静的黎明。
一幅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覆盖在你的墓顶。
是你们的躯体撑起了它，
每一个躯体都是一块放下的纪念碑，
每一块墓碑都是一个不倒的躯体，
每一座坟茔都藏着一个生和死的故事，
都有一段永不消逝的青春。
一个历史的缩影被战火烧得通红，
烧不死的石碑却巍然屹立着，
仿佛在倾听，倾听祖国的召唤。
这里依然有朗朗的书声，
甜甜的歌声，隆隆的炮声。
这里的声音震撼着亚洲、震撼着世界、震撼着宇宙。
死亡，不属于你们、不属于我们、不属于大写的中于是，
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明白了，
这里是一排排有生命的长城，
是绿色的永恒。
……
在烈士陵园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妇女跪在烈土的坟前磕头，磕了一阵站起来了，把正在旁边的小孩一把拖过来，和自己一起跪在坟前磕头。
磕了三个头后，妈妈轻声地说：“喊吧，路上妈妈教你喊的爸爸呀!”小孩看着妈妈，没喊。
“你喊啊!”小孩还是不喊。
妈妈急了，哭着说：“你喊一声爸爸啊!”
小孩看到眼前是一堆黄土，哪里有什么爸爸呢?一听妈妈伤心地哭了，他不懂事，没喊爸爸，反而跟着妈妈，放声大哭起来。
这哭声伴随着战场上隐隐传来的炮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慰问团的几个女同志，过去把他们搀扶起来，安慰道：“大嫂，你别难为孩子啦，他不懂事啊!”这位大嫂说：“你们不了解情况，今天，他是应该喊一声爸爸的呀!”
后来我们了解到，她叫刘丽芬，是贵阳市糖果厂工人。爱人叫宋强，是我们云南炮兵部队的一位连长。
老山打仗前夕，刘丽芬在贵阳要生小孩，她想给爱人发电报，但不敢发，因为，她考虑到这时前线已经紧张了，要是给他发电报，人家会说家属拖后腿的。但宋强的母亲却背着儿媳悄悄地把电报发了，叫儿子赶快回去。
宋强在昆明收到电报，也想请假回去看看，但在这种时候请假也不好开口。指导员知道后，对他说：“老宋啊，这次上战场，不知谁能回来，你还是回去看一下吧，连队工作交给我。再说我们军人的妻子平时吃的苦太多了，她们没有怨言，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生小孩的时候，特别希望军人丈夫回来帮一把，能给自己添点力量啊。”指导员到团里为连长请假，团领导一分析，估计这两天命令就会下来，在命令下来之前先让他回去，命令下来了，再发电报通知他。于是连长就登上了火车，一夜功夫就到了贵阳。
回到家，正赶上爱人反应强烈要生了，连长赶快把爱人送进了医院，忙上忙下地照顾她。可是不顺利，在医院里白白地等了两天，小孩生不下来。他心想部队马上就要上前线了，再晚恐怕见不上孩子的面了，一着急，找医生请求去了：“医生啊，我求求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啊!”医生也非常理解他，没有怪他，只是安慰他：“快了，快了。”
就这样，等啊、盼啊，小孩没有生下来，归队的电报到了。他拿着归队的电报，站在就要生产的爱人床前，含着泪说：“原谅我吧，多保重啊!”扭头走了。
他走后六个小时，小孩终于生下来了。为了表达对丈夫的思念，刘丽芬给儿子起了个名字“思昆”——思念昆明，也就是怀念丈夫。小思昆满一百天了，长得非常可爱。这时丈夫也从战场上写信回来了，刘丽芬抱着孩子，好好地照了一张“百日”照，赶快往战场上寄，但是来不及了，几经周折，照片到这个炮兵连时，连长却永远也看不到了。
刘丽芬说：“今天，是孩子他爸爸牺牲一周年的纪念日。我带孩子来给他上坟。生前他多么盼望见孩子一面，没有见上，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现在孩子来看他了，你们大家说，这孩子该不该喊一声爸爸呢?”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在想，军人的牺牲难道仅仅只是在战场上吗?就是在和平环境里，牺牲和奉献同样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内涵。
我是一个大军区的文化干部，也是战争中的幸存者，如果我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宣扬这样的民魂，那就是失职，我将终生对不起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弟兄；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英灵和千千万万个承担着巨大痛苦的军人家庭。
“国家需要栋梁，也需要小草，就做一棵小草吧!”
就这样，从前线带慰问团回昆明后，在群众的邀请下，在战友们的支持下，在省、市宣传、教育、新闻和团委等部门的关怀和安排下，我在社会上作起了宣传老山前线英雄事迹的报告。
作报告需要大量的时间，正好，军队百万大裁军，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昆明军区的机关干部，一部分调到成都军区，大部分转业。当时，我确定为转业干部，就利用转业分配前的一段时间，在社会上作报告。
这一段时间我还有个任务，就是自学考试。因为，我1968年参军，只是个初中生，在国境上战斗了十一个年头，1979年调军区机关工作，经常在边防前线活动，没有时间学习。准备转业了，急需要解决文凭问题，否则，转地方就难安排了。当时，我已经拿到了八门单科结业证书，再考六门就可以毕业了。计划1985年下半年考三门，1986年上半年考三门，转业前能把文凭拿下来。于是，我半天作报告，半天学习。后来，要求听报告的单位太多，又改成每天两场报告，晚上学习了。最后，晚上也无法学习了，因为来联系听报告的单位，都是晚上到家里来，人来人往，哪里还能学呢?结果1985年的考试被耽误了。准备1986年上半年六门一起考，和大家一起毕业，还是有把握的。但是报告一发不可收，1986年的考试机会只有放弃，我们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志都拿到了文凭，我却失去了。当时，我爱人有些埋怨：“演讲当然是好事，但是马上就分配工作了，没有文凭，谁要你呀!”我说：“算了吧，国家需要栋梁，也需要小草，就做一棵小草吧!”
九月的一天晚上，云南电视机厂刘勇等三位大学毕业生突然来访，提出了一个我没有想过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讲?”
我笑了一笑，答道：“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听完报告，我们三人议论了好几天，我们希望你到外面去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同龄人。”
过了一段时间，接二连三地又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昆明纺织厂的老工人在听报告后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儿女都是中学生，听不上这个报告，如果你也像曲啸同志那样到电视上去讲，更多的人就能听上了!”
昆明轻工机械厂的厂长杨学忠、党委书记李礼和总工程师魏钦山也对我说：“过去评奖金，为一元钱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提倡对企业理解、互相理解，好评多了。这个报告是前线将士用鲜血谱写的一份宝贵的精神产品，你应该到全国去讲，没有车，我们给你派；没有钱，我们工厂赞助。这比赞助有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有意思多了!”
这无限的信任、滚烫的话语，深深的激励着我。年底，云南省组织英模事迹报告团，我荣幸地参加了，有机会直接向战斗英雄安忠文、满门忠烈的老司令员刘斌同志学习，感到更加充实。在这次活动中，接触了一些烈士亲属，更感到有责任宣传好他们的思想情怀。
有一天，我和刘司令员一起到楚雄州作报告，车子开到南华县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被一些群众拦住了，领头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扎着黑包头，高大壮实的彝族汉子。一下车，我们认出来了，这是昨天在州里听完报告后曾和我们一起座谈的烈土普发正的父亲普正阳大叔。
我们看到他领着一位身穿羊皮衣服的大嫂和两个十岁左右、光着脚丫的男孩迎上来，按照彝族的风俗，给我们斟了一杯酒，然后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老司令员、蔡同志，昨天我开完会就搭车赶回家里，我家发正在前线牺牲是向前倒的，我感到自豪。这是娃娃他妈和发正的两个弟弟。按照我们彝家对待客人最隆重的礼节，在你们路过彝家山寨时，我们全家为你们送行。干!”说完，一仰脖子把酒干了，我们接着也把酒干了。老司令员抚摸着两个小孩的头，轻声安慰着正在哭泣的烈土母亲。只见老普拉了拉老伴的羊皮衣，用埋怨的口气说了一串我们听不懂的彝族话，老伴一下子用手捂住嘴，低声抽泣着。陪同我们的州委宣传部长向我们翻译说，老普给老伴说的意思是：你哭什么?我们家娃娃没有给我们丢脸，人家这位司令员是大干部，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牺牲了，我们只牺牲了一个，我们没有人家贡献大!
老普大叔指着两个孩子对我说：“你是发正他们的首长，他这两个弟弟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哪一天到当兵年龄，我哪一天把他们送来部队，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收啊!”
烈士的妈妈抽泣着从旁边一个箩筐里提出一个鼓鼓的麻布口袋交给老普，并指指我。老普把麻布口袋递给我说：“这是娃娃他妈种的南瓜籽和葵花籽，昨晚上炒了一夜，让你带给阵地上那些娃娃吃。”
车子发动了，两位烈士的父亲在窗口紧握着双手久久不愿松开：“老司令员，要注意身体啊!”“老普，你也要保重啊!”车上车下的人们擦着眼泪，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打开提包，取出一个粉红色的软缎被面，跑下车交给烈士的妈妈，代表前线的战士向他们全家表示敬意。
这以后，我脑海里常常涌现出这一家人的形象，烈士的妈妈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那一身羊皮、精心栽种的南瓜籽和葵花籽，还有抚摸高级被面的那双粗糙的手……多好的母亲啊。
“展示的照片太小了，新华社给他放两张大的。”
转眼，1986年来临了。春节前夕，我接到了昆明军区善后办公室通知，新华社来电话，他们准备把《理解万岁》收入报告文学集《中国士兵》出版，让我到北京改稿。能有机会前往首都，用文字把战士宣传出去，也是我的心愿啊!大年初二，我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到北京后，我埋头改稿。曾在云南听过四场报告的新华社记者吴克鲁热情地向周围单位推荐。刚开始，也没有人愿意组织。后来，新华社团委被他说动了心，组织了在首都的第一场报告。结果，效果和在云南完全一样，信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单位找上门来要组织报告。当时，我有些顾虑，于是向原部队请示。就在这段时期，许多人鼓励我放开讲。一四O中学教师张伟送来了棉鞋，新华社团委送来了报告用的录音机，顺城小学辅导员王娜苹推来了自行车，昆明军区善后办宣传处负责人也写信来表示：“只要群众要求，你就大胆宣传前线的胜利和战士的精神吧!”同时，我也想到了云南、四川很多领导、战友、群众对我的期望和支持，特别是老首长、离休干部王渡舟对我说的话：“小蔡，你要抛开自己，这不是你个人想讲不想讲的事，这是时代赋予你的主任，应该像在前线那样，勇敢地冲向讲台!”这一切终于使我下定了决心“讲下去”!
跟昆明、成都一样，第一场报告在新华社讲后一发而不可收。从中央机关到工厂、学校，很快又排起了队。没有料到的是有一天中央书记处给新华社打来电话，他们看到了记者写的内参，并向听过报告的单位作过了解，决定要我到中南海讲，并且转告我，不是审查是受教育。
心情如潮水般不能平静，我一个普通政工干部，给领导机关讲，能讲好吗?再一想，怎么顾虑那么多?给群众怎么讲，给领导机关就怎么讲，不应该把信任当压力，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1986年4月1日上午，这是第一百九十九场报告，在中南海小礼堂进行。
三个半小时，中央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和前线战士一起喜怒哀乐。报告结束，有关领导指示：“展示的照片太小了：新华社给他放两张大的。”并且送给我一个小本子作纪念。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这本子封面有一个烫金的党徽，希望你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党的宣传工作多作贡献!”
在怀仁堂的一个小餐厅，我作为前线战士的代表，和领导同志共进午餐，我们边吃边谈，感到非常亲切、自然。这一天，我是在一阵阵深深的激动和思索中度过的。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有关这个报告的通讯。
“当前太需要这样的精神原子弹了。”
4月16日晚，在清华大学，报告刚一结束，我便被要求签名的大学生包围了。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挤了上来，握着我的手说：“蔡朝东同志，我们邀请你到全国各大城市去作报告!”
“你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介绍说：“他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李书记，谢谢你!没想到你那么忙还赶来听报告。”“早就想听，今天有外事活动，我来晚了，刚才我一直坐在学生中间听的，当前太需要这样的精神原子弹了!明天我们就跟总政联系，请你到各地演讲，一切费用我们负责!”
就这样，团中央一位工作人员和我组成了一个最精干的报告团，先后到了郑州、西安、宝鸡、太原、天津、沈阳、上海等地巡回报告。一个月时间讲了四十三场。
太原潮滨会堂有六千个座位，6月14日报告那天却容纳了一万多人，太原电视台担任电视剧《新星》录制任务的剧组负责录实况，第二天《理解万岁》报告第一次由太原电视台播出了。7月7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报告的整理稿。十天以后，《光明日报》转载。北京电视台看到报上的消息后，当天派人前往太原转录，并于8月6日在北京播出，中央电视台也在11月9日首次播出，以后连播三次，全国十几家省市电视台也多次播出。
就这样，从云南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两年多时间，先后讲了四百多场，直接听众一百多万人，从报告的产生、发展到推开，每一步都凝结着战士与群众的心血和汗水，是人民群众把我推上了这个讲台。
1986年8月，由于部队需要，我继续留在了部队，组织上把我送到了陆军指挥学院学习。1987年5月，又被聘为全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在领导机关、教员和学员们的帮助下，我认真总结了两年来走过的路。
四百多场报告的过程，既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也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过程。《理解万岁》是前方和后方共同谱写和吟唱的一曲精神文明之歌。在报告过程中，我有过痛苦、犹豫和彷徨，也曾多次想激流勇退，但每次在报告场上和听众的心灵共振，每封热情灼人的听众来信，每一次重听战场上勇士的录音，每到一地，为组织报告而自动奔忙的热心人的行动，又往往使我重新振作，去奔忙，去呼喊!
资料来源：《蔡朝东演讲集》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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