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敌光荣！

[B]指导员是怎样逃出来的呢?[/B]

    原来，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下起了大雨，他在风声的掩护下，悄悄的揭开了屋顶上的瓦片爬了出来，翻过院墙，跑到医院告别了病中的妻子，然后赶到火车站。等天亮丈母娘给他送鸡蛋时，他已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奔向杀敌战场了。指导员回来不几天，部队就拉到前线来了。4月5日，他家给他发了个电报来，上面也只有四个字：“你妻已故”。当时，全连都陷入悲痛之中，都为指导员和他爱人这种献身精神所深深感动，纷纷表示要多杀越军，报答后方人民对战士的理解和关怀。这一天，指导员跑到连队驻地后面的山顶上，面向北方跪下，磕了几个头，痛哭了一场：“我常年在外，照顾不了家庭，你在家盘田种地，伺候老人，积劳成疾，我没有给你一点温暖……就在你病危住在医院中，还支持我上前线，鼓励我多杀几个越军，可你才二十几岁就离开了人间，我对不起你啊……”从此以后，指导员身边就多了一盆栽在炮弹壳里的兰花，战斗再艰苦、再激烈也形影不离，战士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特殊逃兵”。

[B]“我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热爱阵地上的一草一木。”[/B]

    在老山前线，负责运输的军工战士是非常辛苦的，主峰刚打下来时，还来不及仔细清理道路上的地雷，老山主峰有的地方坡度达到七十度，加上下雨，泥滑路烂，他们上山要背八九十斤重的弹药、干粮，下山要抬伤员、烈士，有时八个人抬一个伤员都很难运下来。有时担架和人力不够，先抬谁?“先抬别人吧!”几乎每个伤员都这样说。

    有一次，他们抬着一个负了重伤昏迷不醒的小战士下山。抬到半山腰的时候，走在前面的战士一脚踩滑，摔倒在地，担架的一头磕到了地上，一下子把伤员震醒了。只见他脸色蜡黄，头上冒着虚汗，不断用手挠着脖子。战士们赶快给他喝了几口水。他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是战士把自己抬下来了，就吃力地说：“行了……我已经……安……安全了。把我放在这里，赶快……赶快回去把……把我们班长接下来，他比我先负伤，比我重……赶快……要不然怕不行了!”战友们要坚持把他抬到包扎所抢救，然后再去接班长。可这位小战士急了，一用劲，从担架上滚了下来，躺在路边坚决不走。战士们没办法，只好在他身边放了两颗手榴弹，给他盖了一件雨衣，然后抬班长去了。

    其实，这位小战士的伤并不轻啊，他腿上的大动脉被打断了，抢救时，已给他扎好了止血带。但是，他一个人躺在这里，伤口非常疼，止血带扎的地方又肿又胀，简直无法忍受，他自己也不知道厉害，七弄八弄地把止血带给弄开了……结果，血一滴一滴地渗进了泥土，终于流干了。等战友们下来打开雨衣看时，他已经牺牲了。战友们发现他临牺牲前在旁边摸呀、抓呀……一只手放在胸口这个位置上，手里还紧紧抓着一撮兰草，里面还开着一朵墨绿色的小花。战士们说：“我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热爱阵地上的一草一木。原来这个兰花不叫老山兰，叫墨兰，这位小战士牺牲以后，战友们就把它改名为老山兰了。”就这样，我们在炮声隆隆的老山前沿阵地，怀着对战友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写出了《我爱老山兰》这首歌。歌词里虽然没有战士两个字，但是战士们非常满意，他们抄在帽子里、衣服上，很快在前线传唱开来。

我爱你呀，老山兰，顽强的生命，倍受了摧残；墨绿的叶片熏满了硝烟，芬芳的花朵开得更鲜艳。

我爱你呀，老山兰，你顶住了风暴，抗住了干旱，阵阵清香沁入我心田。

我爱你呀，老山兰，没有奢求，生机盎然；只爱自己亲爱的故土，无私无畏装点着边关。

我爱你呀，老山兰，你如翠如玉，如钢似剑，我愿伴你扎根在老山.....

精彩`````````

[B]前方后方，理解的分量[/B]

[B]“八分钟的理解” [/B]

　　我们在一连三排阵地上开了联欢晚会后，又在其他阵地上组织了四次联欢晚会，回到指挥部是9月29日。
　　这时，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了一位叫翁文梁的记者。他一听说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就赶来采访我们。我们把阵地联欢晚会录音放给他听了。这位记者听着听着便流泪了，连声说：“太好了!真没想到啊，在这么危险的阵地上，战士们还这么乐观，唱得这么动情啊!”
　　他当即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打了电话，台长一听便问：“是不是演出队唱的呀?”记者答道：“不是演出队唱的，是战士们唱的歌!战士们在坑道里拍着巴掌，敲着罐头盒，丁丁冬冬的……”
　　台长说：“送回来我们听听吧，能用就尽量用。”
　　我请示首长，首长同意派车送。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便上路了。终于在五点半赶到了昆明，找到了台长，先放了几段让他听听，他一听，说：“噢哟，太感人了，要用，要用!”台长立即通知工作人员连夜加班制作。晚上八点，我赶到广播电台，刚开始加班的人积极性不太高，我就先给他们听了两段，先培养培养感情。这一听就不一样了，纷纷表示，一定要精心编制，把战士的歌声尽快播出去，而且要用最好的时段。当时，收听率最高是早七点的“云南新闻”，但这个时段的节目都已做好，好几条是主要新闻，怎么办? 台长说：“砍掉，砍掉，没有哪一条比这条重要!”就这样，我们阵地上战士的歌声就安排在10月1日早晨的新闻节目里播出，十五分钟的节目就占了八分钟。
　　我立即打电话给前线，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首长。首长说：“人民理解我们战士啊!云南台的同志们理解我们啊!你代表前线的干部战士好好感谢他们，特别要感谢今天晚上加班的同志们!”
　　指挥部连夜通知所有前线部队收听。
　　第二天一早，整个前线沸腾了。最激动的就是一连三排的同志们。夜里四点多钟接到电话，就激动得睡不着觉了，纷纷挤在坑道里等待。到了早上七点，收音机里飘出来的真的是自己的声音，战士们吼啊，叫啊，有几个太激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排长用一块包枪的红布做成旗帜挂在树上，召集战士们围过来，大声地说：“弟兄们，我们这左声左气的歌声还能上广播电台，大家想到了没有?”
　　“没有!”
　　“该怎么办?”
　　稍微停了几秒钟，战士们突然举起枪，高声呼喊起来：“坚决守好阵地!”“与阵地共存亡!”“理解万岁!”
　　这就是“八分钟的理解”产生的力量!前线战士把这次播音称为“八分钟的理解”，纷纷要求以前线的名义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送锦旗。
　　过去是后方给前线送锦旗，但这一次反过来了，是前线给后方送锦旗，上面写着“战士知音”。
　　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玉良又把电话挂到前线指挥部找我：“你手里是不是有战场上的实况录音?”
　　我回答：“有!”
　　“赶快送到北京来，中央台要广播。”我赶快把录音带寄到北京，中央台连续播出了三次。后来全国十二个省市电台都播出过。今天我也带来了，最后放给大家听。

[B]“把我的兰花带回家……”[/B]　

　我们第一次在一连三排举行了联欢晚会后，第二天一早，许多战士争着要求送我们回主峰。走到半路，他们就议论开了。
　　有个战士说：“这一回倒好了，给家里人留下了个声音，要是再能留下个影子就更好了。” 另—个战士说：“别想好事了，现在是作战，没有条件。”
　　“怎么没有条件。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人家内地都在向彩色照片发展，我们倒是不敢想什么彩色的，能够有个黑白的就不错喽!”
　　其实我听出来了，战士们是在旁敲侧击，这话是说给我听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要带照相机来，最好是带彩色胶卷。
　　我记住了战士们的心愿，到指挥部反映后，上级很快给我带了两台135照相机和一些彩色胶卷。拿到相机后，我想，首先要给最前沿的战士照，于是在11月30日又一次直奔最艰苦的一连三排阵地去了。
　　走之前，正好指挥部用伙食费从昆明买了点橘子来分给大家，每人一斤。当时我舍不得吃就塞进挎包里了。
　　在一起工作的干部冷鸿文和陈德岁看到以后问：“你怎么一个也不吃啊?”
　　我说：“我准备背到阵地上去，让战士们体会体会!”他们俩一听，也把分到的橘子给了我，其他同志还送来了一些水果糖。我背了一挎包的橘子和糖，多的也背不动了，因为还要带干粮、水壶、录音机、电池、两台照相机和一捆小画书，到了前面还要加一支冲锋枪呢!
　　我到了老山半山腰的小平寨，突然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干部跑过来拉着我说：“老蔡，早就听说你在这一带活动，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小伙子，有点面熟，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了，他接着说：“我叫王大平，是九连排长。去年7月，你到昆明陆军学校给我们讲基层文化工作课，曾说过将来我们可能见面，我们队一百多名学员全开上来了。”
　　“对，我说过。今天我们真的在战场上见面了，太有意思了!打得怎么样?有伤亡吗?” “有!”王排长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掏出烟递给我，我谢绝了。他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突然转身，走进帐篷，随即搬出了一盆栽在压缩干粮桶里的老山兰，抚摸着老山兰，他眼泪一下涌出了眼眶，边抽泣边讲起了这兰花的来历——
　　我还记得那次上课，你出的一个拼字比赛题目，全班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个四川人吗?他叫王朝武。我们上战场后，他分在最前沿，那里比我们这里艰苦多了，他平时最喜欢老山兰，这就是他最心爱的一盆。上次你们在阵地上创作了《我爱老山兰》这首歌后，更激起战士们热爱阵地、扎根老山的热情，阵地上的老山兰一下子被挖光了，部队调动，慰问团来，人人都要带一盆老山兰作纪念。
　　王排长简谱知识不行，他们阵地没有人会教歌，好几个晚上都是要我在电话里教他们唱《我爱老山兰》。他参军后，跟他家乡老师的女儿谈朋友，在军校时，书信来往很密，有一次放假回来，曾给我吹过他们俩的罗曼史，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赛过贾宝玉和林黛玉。上阵地后，他连续去了五封信未见回音，心中非常挂念，这盆兰花就是为他的“拉菲克”种的，准备将来在婚礼上献给她。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这兰花上了。
　　他们阵地旁边有一个石缝里长着一蓬非常茂盛的兰草，越军的炮弹经常打中那块地方，他一直在观察，每落一发炮弹就像落在他的心坎上似的。前几天他对战士们说，准备把那蓬兰草挖回来栽在子弹箱里，要不然被炮火炸掉就太可惜了。战士都劝他不要去，太危险。可他是排长呀，别人去他可下命令制止，他要自己去战士也没法。
　　结果前天早上天刚亮，乘着浓雾，越军看不清的时候，他用探雷针一点一点排着地雷过去，先后排了六颗地雷，到了兰花跟前。他把兰花周围的泥土轻轻地扒开，捧着站起来时，没想到绊动了一根头发丝般的细铁丝，一颗地雷爆炸了，整个下身被炸烂，但这蓬兰草还紧紧地捧在手里。我是在往他们阵地送弹药的路上碰到他被抬下来的。
　　当时，听说是他，我急忙请担架停下来。他还很清醒，问我给他带香烟来了没有，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电话里说好，今天给他捎几包烟去的。我看着他胸部以下用二十多个急救包裹了一层又一层，鲜血还大滴大滴地滴在地上，赶快给他点了一支烟塞在嘴里。
　　他满意地露出了笑容，指指身边一个战士抱着的这盆兰花对我说：“把我的兰花带回家……”我不忍心看着他还在流血，赶快让战士把他送走。
　　下午，我完成任务回来，听说他在途中就没气了。哎，他死得有点划不来，能不能给记个功还是个问题呢!下边倒是给他报请三等功，但听说他是属于非战斗减员，是事故，不能记载。因为原来上级就下过命令，不准随便到雷区去挖老山兰。
　　听完这兰花的来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了赶路，我只好告别了王排长，向主峰一步一步地攀上去。路上我总是低头观察，我发现草丛中、泥土里到处都能看到血迹，有暗红的，有鲜红的，有一点一点的，有一片一片的…… 我走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小路上，心中一直想着那盆如翠如玉、如钢似剑的老山兰。
　　“今天这炮打得很凶，得作最坏的打算，我们给老婆孩子留几句话吧！”
　　到了主峰，已是中午了。一连三排的同志和营部通讯排长刘书臣来接我，我们正在休息，坚守主峰的二连连长胡永常和指导员轩保祥过来了。
　　一看见我，胡连长就怪罪起来了：“老蔡，上次你从这里下去，我们也看到你了，那次你不应该下去嘛!”
　　“为什么”?
　　“我们连队比他们有人才，你要是留在我们阵地的话，那收音机里的声音就应是我们连的啦!”
　　我说：“连长，你别忌妒了，中央台要用，已打电话来了，我这次带了录音机来，你们有人才上中央台呀。”连长一听高兴了，要求我留下来住在他们阵地，晚上举行一次联欢会。
　　我说：“今天不行，已经通知三排了，他们也派人来接我了。我明天返回的时候再给你们录音吧!”说着，我们就准备走了。连长还是不让走，他是怕我又给别的阵地抢跑了。最后达成协议，我留点东西在他们这里作抵押。
　　留什么东西呢?当时上阵地，轻装了又轻装，没什么东西可留的，结果只好脱下了绒衣作抵押。在脱衣服时，他们发现我还背了一捆连环画，是上海武昌路小学赠的，由于太少，我不敢暴露，用衣服盖着，这一下让连长逮住了。
　　他说：“好啊!你老蔡偏心眼儿，他们是前沿阵地，我们也是前沿阵地，你光照顾他们就不照顾我们啦?不行，得分一半!”
　　我说：“连长，三排有个坑道俱乐部，书太旧太少了，这是我前不久接待上海电影制片厂《高山下的花环》制片主任汤丽绚和陈俊杨老师时，给他们讲过，他们回上海后专门给三排寄来的，以后有了再给你们背来吧!”
　　他说：“不行，他们有俱乐部，我们也有俱乐部，分不分?……不分?……抢!上!”连长这一咋呼，战士“呼”的一下围上来了。
　　我一看，不妙，忙说：“好好好，分一半!”
　　就在我们分书的时候，我们挨了一顿炮弹。什么叫生死考验?我算尝到了滋味了。由于初上战场，没有经验，还在埋头分书，突然听得—位战士叫了起来：“炮弹!”随即一把就将我往战壕里推，我们稀里哗啦就进了壕沟。当时是跳下来的还是滚下来的，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趴在战壕里不敢动。
　　就听得一阵空气撕裂的声音：“唰——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紧接着整个阵地都在摇晃，大概一两秒钟以后，噼里啪啦的，石块泥巴打到了身上。等身上挨了几下后，才反应过来应该进洞啊!只听连长在旁边喊：“老蔡，赶快进洞!这是越军试炮，大批炮弹马上就到!”
　　我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就有一个洞，赶快跳起来就往里面钻。
　　小小的一个洞挤了八个人。刚进去一会儿，果然成群的炮弹下来了。老山是越军占领了四年的地方，地形很熟，所以炮弹也打得很准，就在主峰附近爆炸。这个时候蹲在洞里想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洞的保险程度，于是我问连长：“我们这个洞保险系数怎么样?”
　　“这个洞啊，”连长告诉我，“是越军留下来的一个残存工事，上面有一层水泥盖板，我们又在上面加了两米厚的土层，一般八二炮、六O炮打中了没事。他们刚才第一发那种炮弹，叫一五二加农炮，一发炮弹就重八九十公斤，如果直接命中的话，那我们八个人一起完蛋。”
　　我一听“完蛋”，心想，最后的时刻到了!
　　当时怕倒不怕，就是觉得划不来呀！刚上阵地，越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报销了，多不合算!即使一个越军都没打死，能有机会对着越军投几颗手榴弹，打几枪，过过枪瘾再死也行啊!
　　说到死，提醒了连长。他说：“你看洞里的几个人中，加上你，结过婚的有好几个，你不是带录音机来了吗?拿出来。今天这炮打得很凶，得作最坏的打算，我们给老婆孩子留几句话吧!”
　　我一听连长这口气，是要留遗言了。心里一怔，对连长说：“你别开玩笑了!”
　　“不是开玩笑。都什么时候了?今天真有点玄，赶快，抓紧时间!”
　　我一想，也有道理，我也要录几句呢!于是赶快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连长和指导员旁边，请他们先讲。
　　但是，开始时多少还有点开玩笑的成分，此时真的要录音时，洞里一下沉寂了，仿佛外面的炮声也停止了。连长、指导员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该讲几句什么话。推过来、推过去。
　　最后指导员说：“算了吧，如果咱们真的牺牲了，本来就增加了一个寡妇，再让人家来听这死者的声音，那更是雪上加霜了，还是为人家着想，不要再给她们增加痛苦了。”就这样，谁也不敢讲，最后只好把录音机收起来。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成群的炮弹停了，我们钻出来一看，第一发炮弹离我们分书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三米多点，我这条命还是战士救的呀！
　　“保卫祖国一场，还能照张彩色的照片，你就让我们留下有战斗气氛的光辉形象吧!”
　　在越军炮火稍微停顿的一段时间内，刘书臣排长带着我拚命往一连三排跑。越军的零星小炮还在东一炮、西一炮地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平时走一个小时的路，这次只用了四十分钟就进入三排阵地的战壕了。
　　战士们看到我背了两架照相机，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不住地问：“是不是彩色的?”“现在就开始照吧!” 我说：“不行!现在越军的小炮还到处乱打，万一来一发炮弹，有伤亡就划不来了!”
　　有几个战士说：“不要紧，我们算了一下，今天的炮弹不会落到我们的阵地上!”
　　“你们算得准?你们是照相心切。真的不能照。如果为照相牺牲了，那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待呢?”
　　“不要紧，就告诉家里，我为祖国牺牲了!”
　　“那也不行，我得负责呢!”
　　“不要你负责!”
　　“那好啊，我来到阵地上，一切都要经过排长批准才能行动的，你们找排长去，他同意就给你们照!”
　　大家立即去找排长，发现他正在洞里忙着披挂，他也想留下个光辉形象啊! 照相时，左右两边随时有两个战士贴着我，他们说：“老蔡，照吧!远处的炮弹根本不理它，近处的赶快滚战壕，实在来不及的话，我们会趴在你身上!”
　　给这样的战士照相，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照吧!这一照，我才发现战士照相的姿势是我们后方的人想像不到的。
　　一开始，他们把重机枪、高射机枪搬来，用子弹把身体包裹起来，威风凛凛地扶着高射机枪照。后来又发明了二种新的照法，把急救包撕开，用白纱布把脑袋裹起来，还抹上两把鲜血，端着机枪“杀——”，照这样的像。
　　当时，我又想笑又想掉眼泪，心里涌起一股悲壮的感觉。特别是从镜头里看到战士满头满脸都是血迹硝烟，也不知这血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个地方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滴着血呢。 我的手在颤抖，心想，这些战士将来会怎么样?因此，我停下来说：“算了，这种可怕的像别照了!”
　　战士问：“为什么不给照?”
　　我说：“这是彩色的，将来寄回去，父母看到了，老人家心里会难受的！”
　　“老蔡啊，你并不完全理解我们。今天我们好好的，明天说不定就‘光荣’了。上次你来，开晚会时站在你身后的陈文顺，就在前几天在这里被越军炮弹炸断了腿，抬下去后，不知现在是死是活。所以我们总觉得这是最后一张像了!保卫祖国一场，还能照张彩色的照片，你就让我们留下有战斗气氛的光辉形象吧!”
　　我被战土们对祖国的深情感动了，也更深一步地理解了战士的内心世界，冒着炮火给战士们拍了照。
　　事实也真像战士预料的那样，我给者阴山炮兵阵地上一位叫杨连斌的战土照的像，等照片寄去，已经成了他的遗像了。有的战土拿到照片，已经四肢不全了。
　　给大家照完像，背饭的战士也回来了。这次好多了，吃到了热乎乎的鸡肉了。我说：“现在伙食好多了嘛!”
　　战士说：“祖国人民关怀，上级关怀，现在每个班都配发了煤油炉，给病号熬点稀饭、烧点开水就有条件了。”
　　“怎么还吃上鸡肉呢?”
　　排长告诉我，这是国庆节时麻栗坡县群众慰问的。这个阵地分到了一只鸡，大家都舍不得杀，说养起来吧，是个母鸡，还可以下蛋给病号吃呢!就这样，在阵地上把这只鸡养起来了。这只鸡可乖了，白天围着战士转，晚上和战士一起在猫耳洞里睡觉，战士也挺喜欢这只鸡，经常抓住它，摸摸它，亲热亲热。特别是前几天，还有战士向排长建议，派人到群众寨子里买几个能孵得出小鸡的蛋来，如果真能孵出一窝小鸡，“叽叽叽”的一叫，手摸着绒和和的，心里多愉快呀!
　　我们的战士，是今天还活着不知明天在不在的人，对生活还是这样的热爱啊!听排长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我怪他们：“这只鸡不该杀嘛，留下来孵—窝小鸡多好啊!”
　　排长说：“今天是非杀不可了，两个原因：一是你今天冒着那么密集的炮火，来为我们照相，大家都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第二，战士提出要用这个鸡的血抹在头上照相啊!”
　　哦!原来如此!
　　这时，三个背饭回来的战士要求照相，我说：“恐怕光线太暗，不行了，明天上午照吧!”
　　他们说：“哪怕留个影子也好啊，万一今晚上发生战斗……”
　　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提起相机为三人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期待精彩继续!

好，今儿周末，爽一把！再发！

[B]“这两颗糖，我们记得一辈子了!” [/B]

　　饭后大家开晚会，让我讲话，我说：“我没什么可讲的，只能代表祖国人民，代表上级机关，代表老婆孩子，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也没带什么，只带了几个橘子。”因为白天大家忙着照相，没有人来翻我的挎包，所以我一说橘子就成了“突然袭击”。
　　大家一听说有橘子，都不相信。排长说：“老蔡，你别搞望梅止渴了，我们在前线几个月没见过水果了，你这一说橘子，大家都流口水了。”
　　我说：“不是望梅止渴，你们看好了!”于是我从包里拿出橘子，大家怔住了。我递给战士，大家都不接，我说：“没有几个，分都分不过来，两人分一个吧。不成敬意，实在不好意思。”
　　排长接过来说：“接着吧，这是祖国人民的心意。”一个个分往战士怀里塞。平时战士吃饭、干活都讲究一个快字，这次都变成了大姑娘。在煤油灯下，我看到战士们轻轻地把橘子皮剥下来，一瓣一瓣地分开放在嘴里，不是嚼啊，而是含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往下咽。
　　大家都低头不说话，突然有个叫乔天鹤的战士抬起头来说：“我代表父母，代表哥哥弟弟感谢了！”说着流下了眼泪。吃了橘子的同志都表示谢意，纷纷抬起头说：“感谢了!”我看到，大部分战士都泪流满面！
　　吃完橘子，又把糖分给大家吃。有个战士说把哨兵给忘了。”
　　我一听，感到很内疚，连忙说：“这都怪我，应该留几个橘子，怎么忘了哨兵。”
　　大家说：“不能怪你，主要怪我们，平时称弟兄，打仗同甘苦，今天有了橘子就忘了人家。”战士们捏在手里的糖；又都放回来了。
　　我感慨万千，最艰苦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战友真挚的蘑情啊!排长说：“把糖给哨兵，我去发。”他捧着糖出去了。一个哨位一个哨位地转了一圈，回到洞口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走进来，突然一下子趴在桌上大哭起来。
　　我问：“排长，你怎么啦?”
　　他说：“我去给哨兵送糖，对他们说：刚才老蔡代表祖国人民和领导机关给大家带了橘子和糖来，我们把橘子吃了，只给你们剩下了几颗糖。我们对不起你们啊!战士一听说是糖，黑暗中来接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接过去后，没有一个人吃，把糖捏在手里，都哭起来了。两颗糖啊!人民记着我们，上级关怀着我们，这两颗糖，我们记得一辈子了!”
　　我们这些战士，生活这么艰苦，没有掉过眼泪，打仗负伤也没流泪，可在一个橘子和两颗糖面前流泪了。这不是悲伤的眼泪，也不是痛苦的眼泪，这是得到了人民的理解、祖国的关怀，内心激动、幸福的眼泪啊!

[B]这一捆信和这一封信在我们心中哪个重?” [/B]

　　这天晚上本来要开联欢会的，这下开不成了。战士们说，我们现在唱不起来了，还是在一起讲讲心里话吧。
　　他们问我：“老蔡，你怕不怕死?”
　　我说：“怕的。”
　　战士们说：“你讲了真心话。谁不怕死?人人都怕死嘛!我们的生命和内地青年的生命同样宝贵，我们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一样值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但是，我们又是不怕死的。”
　　我说：“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怕死地坚守在阵地上呢?”
　　战士说：“我们既然穿了这身军装，当祖国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走在前面。抗震救灾，不是部队冲在前面吗?抗洪抢险，不是部队冲在前面吗?哪里的公路、铁路难修，不也是部队冲上去了吗?我们来了，其他青年就可以不来。如果我们在前线表现不好，父母和家乡亲人脸上都无光啊!”
　　在谈到慰问信时，战士们说，他们不太喜欢那些油印和铅印的一捆一捆的慰问信。因为那多半是一些单位来的，空话、套话多，大同小异，有的搞形式主义，有的甚至去年的和今年的一模一样，只改了个日期又寄来了。个人的信就不一样了，战士们抢呀!找啊!看有没有自己家乡的，母校的。这些信有真情实感，每封信都是一颗心哪!
　　最感人的是北京市垂杨柳中心小学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关亚杰写的，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解放军叔叔，你们在前线打仗，保卫着我们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叔叔流血牺牲，我很难过。我给你们设计了一种新式武器。用这种武器打越军，一次就把他们全部打死了!”他在信的下面还画了一张新式武器的图。像坦克一样，上面呢，什么机关枪呀，火箭筒呀，榴弹炮呀，鱼雷呀，导弹呀，凡是他知道的武器全都安上了，还注明是“水陆两用”的。
　　就是这么一封信，战士们传过来，传过去，都掉眼下了。这小孩虽然很幼稚，但童心可贵啊!战士问我：“他太理解我们了，为减少我们的伤亡而设计新式武器。老蔡，你说，这一捆信和这一封信在我们心中哪个重?”大家心里有一个心愿：将来谁到北京，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孩，向他表示我们的谢煮!
　　前段时间，我在北京作报告，一直在打听他，找了二个多月，到底把他找到了。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专门把他接来，让他坐在我的身旁。这次一见面，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纸来，说：“蔡叔叔，上次设计的那个太不先进，这次设计的改进多了……”
　　写到前线的信中，有这样一些“信号”……
　　前方收到的慰问信里，有不少是女同志写来的。不瞒大家说，战士们收到慰问信，拆开首先看名字。什么“莉”呀，“英”呀，“美”呀，“噢!这是女同志写的呀!”女同志的慰问信，战士们感觉更亲切一点。
　　我们有些女同志，还把恋爱信写到战场上去了，前线统计过一次，一共一千多封，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信都表示决心要把爱情献给最可爱的人。
　　“谁收到这封信，如果有意的话，就给我回信，寄到……”向我们的战士发出了信号。所以，我们的战士拆信为什么要先看看是不是女同志的，嘿，里面有信号!
　　对这些恋爱信，战士们是怎样处理的呢?在老山前沿阵地，有一次我问一个正在看女同志求爱信的战士：“你回信了吗?以后联系上了就好办了!”
　　这位战士说：“不能回，如果联系上了，以后我们伤了、残了，要连累人家一辈子。收了人家的信，看到了人家这番心意已经够了，不能再去连累人家啦!”
　　我们有好多女青年，把爱献给了前线的将士，献给了受伤致残的战士，现在已经结婚的很多。贵阳市的机关干部陈蒸，山东省历城县有三姐妹，叫刘新蓉、刘新燕、刘新玉，还有江苏吴县有“两朵金花”徐秀兰和金芳，她们先后都把爱情献给了前线战士。安徽有个二十二岁的女经理叫梁晓云，是个拥有十七万元的富裕户，也把爱献给了一个普通的战士。但是，她们还受到一些非议，说他们是捞政治资本等等。大家想一想，这个政治资本是好捞的吗?一个伤残战士，你要服侍他一辈子呢!换你去试试!我认为这些女同志是很了不起的、难能可贵的好青年。
　　

[B]云岭飘来的“红霞姑娘”[/B]

　　有一次，我到江苏深水县给团员青年作报告，听团县委书记介绍，有一位被群众称为“红霞姑娘”的云南女青年，把爱情献给本县一位参加老山战斗的伤残战士，现已在江南水乡落户。于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晚上去看望了她。
　　她叫朱琼花，就住在县城小西门街三十一号。应声来开门的是已经复员的伤残战士尹光新，要不事先知道，还不相信他的两条腿都是假的呢。
　　—进家，我听到套间里有人在轻声哼唱着云南小调：“小乖乖来小乖乖，我们说来你们猜……”我从小就生长在云南，好久没有听到乡音了，感到特别亲切。伸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红羊毛衫的年轻女子跪在床沿，俯身对着躺在床上的小宝宝唱呢!看着她那陶醉在幸福之中的神情，大家都笑了。
　　“小朱，云南老乡看你来了!”团县委书记喊了一声，小朱抬起头来，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她呢，她很不好意思地赶快抱起娃娃迎了出来。
　　老乡见面，别提多高兴了。我说：“你小调唱得好嘛!”她答道：“我是云南楚雄人，那儿是花灯之乡。”接着，她告诉我，来江苏两年多了，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云南人，太想家了。我接过她怀里的小孩，边逗小孩边问：“是丫头还是小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是个女儿，七个月了，名叫尹滇。”
　　“叫尹滇?哪个‘滇’啊?”
　　“就是云南的简称，滇池的滇。”
　　“哦，尹滇，这个名字有来历，谁的主意?”
　　“他！“小朱笑着指了指小尹。
　　小尹点点头，深情地对我说：“我的双腿都留在云南老山前线了，我动了三次手术，身上流动着的是云南群众给我输的鲜血，又是你们云南姑娘给了我爱情，使我有了温暖的家，我忘不了在云南的日日夜夜……” 就这样，话题从小孩的名字谈起，很快引出了他们的罗曼史来。
　　两年前，小尹赴滇参战，在老山前沿阵地的一次战斗中，带领全班战士执行排雷任务，不幸双腿被炸断，当他在昆明部队总医院醒过来时，已完全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就在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位身材修长，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每天给他擦身洗脸，端水送饭…… “小朱，你当时是怎么当上护理员的?”
　　“我从小就热爱解放军，特别崇敬在前线的勇士。高中毕业后，正好老山战斗打响，我跑到昆明找到在步校工作的姑妈，想通过她上前线去服务。当时，伤员已经下来，军区总医院特招聘一批护理员，经姑妈介绍，我被录取了。我护理了好几批伤员。小尹从前线下来后，就交给了我。”
　　小尹接着说：“她第一次来到我身边，还先给我讲了一通要安心养伤，配合治疗的道理。但当她掀开我的被子，看到我两条腿都没有了时，却一下子哭了起来，反过来我还安慰了她半天。后来，在护理中，她了解到我的亲人都在江苏，母亲又早去世了，对我说：‘你就把我当作亲妹妹吧!’我每次动手术，即使半夜醒来，都发现她守在我的身旁；胃口不好，她就到街上买‘过桥米线’来给我吃；伤口稍好一点，她又用轮椅推着我到街上、公园里玩。我们在一起谈前线，谈农村生活，谈人生的意义，也谈今后的打算，渐渐地产生了一种离不开的感情。”
　　小朱说：“有一天，我帮他和其他伤员洗衣服回来，在病房门口听到一个伤员正在跟小尹开玩笑：‘看小朱那股甜劲，何时请我们吃糖啊?’小尹停了一会儿才回答：‘别拿人家小朱开玩笑，我虽然很爱她，但这是不现实的事。我这一米二的个头怎么好意思再去连累人家呢?’听了这些话，我的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样难受，他为别人从一米七变为一米二，我们难道就不能为他们献出点什么吗?”
　　小尹说：“几个月后，我们这批伤员要转回南京治疗，消息传开后，小朱好几次向我打听江苏的详细地址，而且常常一个人发呆。有一天，在推我上街的时候，她突然提出了要跟我好的问题。我说我不愿连累别人，她说偏要连累我；我说我伤好后就会脱去军装，她说从来就没有把我看作是英雄；我说江苏和云南相距太远，生活习惯相差很大，她说已经找领导辞掉了护理员的工作，要和我一道回江苏；我没办法，只好违心地说我不爱她，她却说，你不爱我，我也要尽一个亲妹妹的责任，把你护理到能站起来走路后，我就回云南。”讲到这里，小尹热泪盈眶，小朱也抹开了眼泪。
　　“就这样，她辞去了工作，怕家里阻挡她，连家里人也没有通知，买了火车票就到江苏来了。先去看望了我家的亲人，等我们伤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南京时，她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她和在昆明一样护理我，但没有一分钱工资。她家在农村，来时是瞒着父母来的，参加工作你的亲妹妹不到一年，攒了几十块钱也用在来南京的路上了。我又是个战士，每月十多元津贴，主要靠几十元残废金。每次伤员开饭，她就躲到外面去，有时买个烧饼，有时吃一包方便面，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不忍心，就叫她和我同吃一份，可她却说：‘医院有规定，不能让人家笑话，还以为我们云南姑娘来你们江苏要饭吃呢!”’
　　“其实，这个苦是我自找的，我心甘情愿。倒是有点忍受不了这里的气候。七、八、九三个月，南京简直是个大火炉，烤得我脚瘫手软，头都要炸了。小尹装了假肢后，我每天都扶他练习走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早日重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第一次站起来那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讲到这里，小尹看了一眼小朱，两人目光相对，小朱的脸一下子红了，赶忙从我手上把小孩接了过去，以逗小孩的动作来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小尹继续讲道：
　　“那一天，周围看热闹的人很多，在小朱和大家的鼓励下，我丢掉双拐，哆嗦地站了一分多钟。不知是站不住，还是感情冲动，我往前跨了两步，一下子扑进了小朱的怀抱，两人同时摔倒了。但我紧紧抱住她，没有松手，生怕她会飞走似的。她也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都‘呜呜’地哭了起来。是激动，还是心疼?是感激，还是内疚?……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当时的心情。”
　　“小朱，你呢?”我问道。
　　“我也说不清楚，人有说，人逢喜事应该笑，可当时我只想哭。”
　　团县委书记介绍说：“小朱崇高的思想行为在我县引起了强烈共鸣，人们热爱她，欢迎她。由于她经常喜欢穿红衣服，溧水的群众都说她是一朵云岭飘来的红霞，有的干脆就叫她‘红霞姑娘’。”
　　小朱说：“原来我曾想过来到这里，人地两生，困难肯定不少。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的人对我这么好。
　　“小尹的家在农村，他当兵后，缺乏劳动力，住房很困难。可是当十二月份，我到部队把已经复员的小尹接回来时，县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这套房子，后来才知道是武装部赵政委和县里领导找有关单位研究定的。团县委书记亲自为我们布置新房，小尹的哥哥把自己的彩电抱来，青年朋友们送来了生活用具。元旦，我们举行了婚礼。
　　“小尹作战立了二等功，评为一等甲级残废，每月有六十多元补贴，我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县里了解这一情况后，三天之内就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我的户口还在云南没转来，县百货公司就安排我上班了，还专门为我开了欢迎会。平时我上班，都是邻居帮助照顾小尹。这次生小孩，我们没经验，也是隔壁的大妈来帮我照料小鬼、洗尿布。单位上的职工还送来很多好吃的和小孩用的东西，还教我们如何带好娃娃。看着小尹滇长得又白又胖，我真是从内心里感激人们对我们的理解和关心啊!”
　　“我们在战场上打仗，有两个地方流血，伤口流血，心里也在流血。”
　　当然，前线收到了一千多封求爱信，也收到了不少“吹灯信”、“绝情信”。这是另一种“信号”。我去的那个阵地，一连三排有十一个人有恋爱对象，在战场上被吹掉的有六个，占一半以上。有些信还写得好听一些：“我们青年人要把思想、精力集中在工作、学习上，个人问题暂时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其实她考虑得最多!还有的信写得难听了，让人受不了，有一封信里居然写有这么两句话：“你上了战场，我就给你准备好了棺材。”
　　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打仗，有两个地方流血，伤口流血，心里也在流血。” 排长说：“这种信一封就是一颗原子弹。我这个阵地，大家苦一点，累一点，挖了坑道，越军打几百发炮弹也不怕，我们一防，过去了。但是，这种信来了，那就不得了啦，阵地上传开了，军心动摇，还怎么守呀!”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最后，排长说：“你别担心，痛苦归痛苦，打起仗来没有含糊的，冲锋陷阵，没有一个往后退。背饭、背弹药危险时刻，大家都抢着上。我们是这样想的，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把最前沿阵地交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干!我们在这里一天，这个阵地就不会丢掉一寸!”